第一章　前弘期：吐蕃引入与桑耶论诤¶

西藏在地理上是一个高原封闭的世界，四面山脉与荒漠将它与印度、中亚、中国和东南亚各自隔开；在文明史上，它却恰恰处在南方印度与东方中国这两个佛教大传统之间。最终的选择塑造了此后整个藏传佛教的面貌。这一章看这个选择发生的过程：公元七至九世纪，佛教如何进入西藏、扎根西藏，又如何在一场论诤与一场迫害之间，奠定了"藏传"这个词的基本含义。

一、史料的困难¶

藏传早期史的书写，面对一个几乎任何宗教外史学都会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最重要的史料，是事件发生一二百年后才成文的宗教史书，且都出自立场鲜明的后来者之手。

现存最早、最重要的藏文史料是《巴协》（Dba' bzhed，约九至十世纪成文），记述了吐蕃引入佛教的过程，基本上是一部以大寺（即桑耶寺）及其印度渐修传统为正统、有意排斥汉地禅宗的叙事。后来的各种藏文史书（《布顿佛教史》《青史》等）及各派传承史，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框架。⁷

二十世纪初敦煌文书的发现，打开了另一扇窗。这批文书里包含汉地和藏地人于吐蕃时期留下的第一手文件，其中关于桑耶论诤的汉地记载，与藏传叙事有明显的出入。近年的学术研究，把这些不同来源放在一起比较，已经极大改变了对早期藏传佛教的理解。¹

本书的处理：承认各方来源的立场性，从多个来源中提炼可信的骨架，用"据此推断"和"本书立场"标出不确定的地方。凡只出现在特定立场的叙述中、且利于叙述者自身的材料，本书会点出其来源。

二、苯教与佛教的相遇¶

在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有自己的宗教传统，通常称为苯教（Bön）。关于苯教的性质，有两点需要说清楚。

苯教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宗教体系。 早期苯教（更准确地称为吐蕃传统宗教）主要是服务于王权的仪式专家系统，功能包括护佑军事、主持丧葬、占卜神谕、召请山神鬼怪。它没有统一的经典和教义体系，更接近萨满式的仪式传统。²

今天我们看到的"苯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影响之后的产物。 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苯教在与佛教的长期竞争和交融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经典、修行道次和哲学论述，很多形式上与佛教高度相似。今天的苯教传统自称有更古老的来源，但其现行形式在历史上的形成，要晚于它所声称的起点。

早期吐蕃王权与苯教传统关系密切。王权的神圣性，通过苯教仪式（尤其丧葬和祭祀）来维护。佛教传入之初，对苯教传统既有正面挑战（废弃某些仪式），也有收编（把某些本地神灵纳入佛教宇宙观）。这种张力在前弘期一直存在，且在后弘期以不同形式延续。

三、松赞干布：三个起点¶

传统把佛教传入西藏的第一个阶段归功于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约 617—650 年），他是吐蕃帝国的奠基君主，统一了西藏高原。

传说里的松赞干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的两位妻子，尼泊尔赤尊公主（Bhrikuti）和唐朝文成公主，各带来一尊著名的释迦佛像（今大昭寺的觉卧仁波切即传为文成公主所带），他建立了大昭寺，是藏传佛教的奠基人。本书把这个神化形象存疑，从历史角度较稳妥说出的是：

• 松赞干布与唐朝和尼泊尔有婚盟，婚姻中有佛教因素传入。
• 他命令大臣吞弥·桑波扎（Thon-mi Sambhoṭa）赴印度学习梵文，回来后创制藏文字母。这是藏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技术性基础：有了藏文，才有翻译；有了翻译，才有藏传佛教的知识体系。藏文字母约在七世纪三四十年代设计，以印度婆罗谜字母体系为蓝本，适应了藏语的音韵结构。¹
• 大昭寺和小昭寺（Ramoche）在这个时期建立，有考古和碑刻可以支撑。

四、赤松德赞：引师、建寺与大翻译¶

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约 742—797 年在位）是前弘期最重要的国王，推动西藏全面引入佛教的关键人物。

寂护与莲花生入藏¶

约 762 年前后，赤松德赞邀请印度论师寂护（Śāntarakṣita，约 725—788）入藏。寂护是那烂陀—超戒寺传统的代表，哲学立场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其哲学体系见8.3，本章不重复。

据藏传记述，寂护初次入藏时，遭遇了来自苯教神祇的种种"灾异"（瘟疫、洪水），被视为对佛教的抗拒；寂护因此建议引入莲花生（Padmasambhava，藏文"白玛炯内"，约八世纪）。莲花生来自乌底延那（今巴基斯坦西北），以降伏妖魔著称，是一位密教大师。

关于莲花生，历史与传说的边界比寂护更难分清。他在后来的宁玛派（旧译派）传统中被尊为"第二佛陀"，围绕他的神迹叙述极为丰富。能稳妥说出的是：他在八世纪入藏，参与了桑耶寺的建立，带来了金刚乘密续传统的重要部分。他的历史面目，与其在宁玛派传统中的神话形象，差距相当大。⁶

关于"莲花生引入双修"的说法：一个辨析

在汉地佛教圈，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莲花生是将"双修"（性瑜伽、男女双身修行）引入藏地的人物，因而要为后来藏传佛教中密续双身修法的存在负责。这个说法在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用途：有人用它批评藏传佛教将"淫法"包装为宗教，有人用它为某些现代打着藏传旗号的性行为辩护。两种用途都有必要在历史层面作一个辨析。

"双修"在藏传密续中的实际位置

所谓"双修"，在密教术语中通常对应"事业手印"（karma-mudrā，音译羯摩明妃），是无上瑜伽续（Anuttarayogatantra）修行体系中的一种高级修法，涉及与真实的或想象的明妃进行仪式性的身体结合，目的在于通过乐空不二的体验，引发特定的认识论突破（觉知空性）。这类修行描述见于印度的若干重要密续，如《喜金刚续》（Hevajra Tantra）、《胜乐金刚续》（Cakrasaṃvara Tantra）、《密集金刚续》（Guhyasamāja Tantra）等。这些文本都从印度传入藏地，且有多条传承渠道。

莲花生与这一传统的关系

莲花生确实与密续传统密切相关，他被视为无上瑜伽续的重要传承者之一，宁玛传统里他的主要明妃是益西措嘉（Ye-shes mtsho-rgyal）和曼达热瓦（Mandāravā）。然而，说他是"双修的引入者"，在历史上有几处需要纠正：

第一，性瑜伽不是莲花生的发明或独家引进，它是印度晚期佛教密续传统的组成部分，早在莲花生之前就已成形于印度。

第二，将特定修法归于莲花生"所传"的主要依据来自后来发现的伏藏（terma）文本。这类文本据称由莲花生"隐藏"，由后世掘藏师"发现"。学界对伏藏的历史定性，是后代对早期时代的文学重构，而非莲花生本人在八世纪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见11.3宁玛派部分）。依据伏藏来断定"莲花生亲传了某种具体修法"，在方法论上相当不可靠。

第三，无上瑜伽续的另一套重要传承，通过马尔巴（Marpa，1012—1097年）从印度带回。噶举派的大手印道次、胜乐金刚、喜金刚等修法，其历史来源与莲花生无关。把"双修"单独归于莲花生，会遮蔽密续传承的多元性。

本书的立场

"莲花生引入双修"这一说法，把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过度简化成了一个人的引进行为。准确的说法是：性瑜伽类的修法，作为无上瑜伽续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多条渠道（前弘期的莲花生传承，以及后弘期的多位译师）从印度进入藏地，宁玛派是最大的传承者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用"莲花生引入双修"作为批判整个藏传佛教的抓手，是历史上的误读；用这个说法为现代某些以"藏传密法"为名的性行为辩护，则是借历史之名制造权威，两者都离历史事实有距离。⁵

桑耶寺与具足戒传承¶

约 779 年，西藏第一座正式的佛教寺院桑耶寺（Bsam-yas）在今西藏山南地区建成。这是一件具有制度意义的大事：桑耶寺的意义不止于建筑本身，它意味着僧团在西藏正式成立。印度比丘来到西藏，为第一批藏人僧侣举行了具足戒受戒仪式；吐蕃有了自己的出家传承。

大翻译工程的起点¶

桑耶寺建立之后，系统性的翻译工作全面启动。赤松德赞设立了翻译委员会，汇聚印度论师和藏族译师（lotsāwa，洛扎瓦），开始把梵文、汉文佛典系统译成藏文。

有两件事值得专门点出。其一，翻译术语的标准化。 朝廷约在 814 年前后制定《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utpatti），规定约莫两万个佛教术语的藏文对应词，统一各译师的用词。这是一次语言层面的系统化工程，确保了不同时期、不同译师的文本之间有较高的术语一致性。对于一个规模浩大的翻译工程来说，这样的基础设施不可或缺。

其二，内容取向的框架选择。 寂护带来的印度学术框架（中观、因明、渐修道次）定义了翻译的内容优先级：什么被译、什么被放置于核心，背后都有哲学选择，并非中性的安排。这个框架对后来藏传佛教的学问结构有深远影响。

五、桑耶论诤：顿渐之争¶

约 792—794 年，桑耶寺附近发生了一场辩论，参与者是以莲花戒（Kamalaśīla，寂护的弟子）为代表的印度渐修传统，和以摩诃衍（Hvashang Mahāyāna，"和尚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禅宗传统。赤松德赞主持。

关于这场辩论的哲学内容，包括渐修 vs. 顿悟的核心论争、莲花戒《修习次第》的理论基础、摩诃衍立场的具体内容，8.3已详述，本章不重复。这里专注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可靠程度和政治意义。

史料的不一致¶

藏传史料（以《巴协》为代表）记载：赤松德赞宣布莲花戒获胜，摩诃衍被命令离开西藏，汉地禅宗的影响受到系统性排斥。敦煌发现的汉文和早期藏文文书，提供了不同的图景：摩诃衍的文本里没有"失败"的记录，某些藏文文书也显示禅宗在西藏还有相当时间的活动，并非一夕消失。⁴

本书立场：这场辩论有其历史核心，但"一场正式辩论在国王面前决出胜负、失败方随即被驱逐"这个叙事，带有明显的后来建构色彩。它服务于后来藏传佛教确立自己与汉传禅宗之间边界的需要。更可信的图景是：两种佛教路线在西藏有一个争竞期，王权最终倾向于印度渐修路线，汉地禅宗在西藏的存在逐渐边缘化。这是真实的历史结果，但它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过程而非一场辩论实现的。

选择的意义¶

不论具体过程如何，赤松德赞时代确定了藏传佛教的印度—渐修底色，这一选择是历史性的：

• 藏传佛教的哲学语言，以梵文术语（通过藏文翻译）为基础，而非汉语；
• 修行论以渐次积累（戒—定—慧，闻—思—修，五道十地）为框架，而非顿悟；
• 印度的因明、中观、唯识传统成为学问的标准；
• 汉传佛教（包括禅宗）对藏传佛教此后的影响极为有限。

这一选择的后果延伸了整个藏传佛教史。宗喀巴的改革（11.6）、各派之间的中观辩论（11.7），都以这个印度框架为参照系运作。

六、赤祖德赞与朗达玛：前弘期的终结¶

赤祖德赞：极端护法的代价¶

赤祖德赞（Khri-gtsug-lde-btsan Ral-pa-can，约 806—838 年在位）是前弘期最后一位积极护法的国王，力度之大，历史上罕见。据藏传史料，他颁布了一系列优待僧侣的法令：每位出家僧侣分配三百户家庭供养；在朝廷的形式上，他让僧侣坐于自己两侧，以示尊重。³

这种极端的护法，引发了反弹。赤祖德赞最终被朝廷中的贵族谋杀（约 838 年），其弟朗达玛（Glang-dar-ma，又称达磨赞普，约 836—842 年在位，具体年代有争议）继位，随即展开了对佛教的系统性打压。

朗达玛迫害与前弘期的终结¶

朗达玛在藏传叙事里是标准的"毁法之王"：关闭寺院、强迫僧侣还俗、毁坏佛像、禁止佛教仪式。这个形象经过宗教文学的强化，但其核心是一场针对佛教机构的政策性打压，可信度较高。约 842 年，朗达玛被僧侣拉隆·贝吉多杰（Lha-lung Dpal-gyi Rdo-rje）刺杀。这位僧侣随后逃往西藏东部，这也是受戒传承在迫害中得以部分存续的原因：东部地区的打压程度轻于中部。

朗达玛遇刺后，吐蕃帝国迅速瓦解：王权争夺、地方分裂、外部压力一起冲击，帝国于九世纪中叶实际解体。统一护法国家的消失，标志着前弘期的终结。

七、前弘期的历史遗产¶

前弘期只持续了约两个世纪（七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却为藏传佛教留下了几件无法绕开的事情：

藏文字母和翻译传统。 没有吞弥·桑波扎创制的藏文字母，就没有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藏传佛教的知识体系。这是最基础的物质条件，也是最持久的遗产。

印度—渐修路线的确立。 无论是通过辩论、政治抉择还是其他方式，赤松德赞时代确立了以印度学术框架（中观、因明、渐修道次）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方向，此后各派无论如何分化，都在这个大框架内运作。

桑耶寺与最初的僧团。 西藏本土出家传承的建立，使佛教不只是宫廷的引进品，而有了在地扎根的制度可能性。

宁玛派的"前弘期传承"。 莲花生和赤松德赞时代的密续传承，被后来的宁玛派（旧译派，nyingma，意即"古"）视为自己的合法性来源，称为"前弘期传承"。这与后弘期引入的"新译派"（sarma）形成了藏传佛教内部的一条基本分界线（11.3细讲）。

朗达玛迫害的心理烙印。 前弘期以一场迫害结束，在藏传佛教的集体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记：护法国王的失去、迫害的阴影、东部传承的坚守，构成了后弘期开始时藏传佛教的出发点。

延伸阅读¶

• Ronald M.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翻译传统的历史分析；前弘期与后弘期的连续与断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