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乘起源问题:史料与假说

第四篇进入大乘。但第一步先不讲它的教义,先处理一个尴尬的史学问题:大乘的那批经,如《般若》《法华》《华严》《维摩》《净土》诸经,大多不见于各部派的早期阿含,约在公元前后才陆续出现,却一律以"如是我闻"开头,自称是佛陀亲口所说。它们到底从哪来?何以自称佛说?这一章先把这道题说清楚,再看几种解释。

先交代用词,这关系到本书的一个原则立场。"小乘"(Hīnayāna,"低劣的乘")是大乘造出来贬称对方的词,被它这么叫的那些部派(如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从不如此自称,本书不用。本书也不用"声闻乘""声闻弟子":因为一旦说"声闻乘",就默认了"菩萨乘对声闻乘"那套大乘判教框架,等于先认了"乘"。可是,持佛陀法、自寻解脱的人,从来没上过任何"车";他们是以己为洲、以法为洲、在路上走的行者,"乘"是大乘事后加的框架。所以本书能用精确的部派名、人名处尽量精确;确需一个统一称呼时,用"解脱道行者",要区分闻法者与辟支佛时,用"闻法解脱道行者"与"独觉解脱道行者"。

一、问题:晚出的经,何以自称佛说

先列出能坐实的部分。

大乘经出现的可证时间线

犍陀罗残卷(约一至二世纪)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大乘写本实物,写于桦树皮,出土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支娄迦谶在约 179 年已把《道行般若》(即《八千颂般若》的汉译)和《般舟三昧经》译出,这是大乘经典存在的可靠书面下限。1 再往前,就只剩推断:语言学特征和思想层次的分析可以判断文本内部的早晚,却无法把它们钉到绝对年表上。

难点在于:这些经在各部派代代独立背诵、可交叉比对的早期阿含里找不到(2.2讲过那套比较法)。诸部派保存的阿含/尼柯耶彼此独立却高度吻合,正是因为它们共享着一个更早的口传基础;大乘经在这张网上缺席,说明它们并非来自同一个早期的传诵层。单从史料看,它们是较晚才出现的新作品,不是佛陀在世时就在传诵的教说。可它们又个个自称佛说。这道"晚出却自称佛说"的张力,就是大乘起源问题的核心。

还有一个数量上的事实值得记住:Drewes 的统计显示,直到笈多王朝之前(约五世纪以前),考古铭文和捐献记录里大乘的痕迹极少,捐献者绝大多数仍属于各主流部派。4 大乘经典的出现和大乘信仰的广泛普及,中间隔着几百年。这个时间差本身就是一条线索:早期大乘是极少数人的事,不是一场席卷僧团的群众运动。

二、传说与方法:龙宫、三转法轮

大乘自己当然有一套交代来历的说法。最有名的是龙树入龙宫取经:佛陀讲过《般若》,却嘱龙王藏于龙宫,待机缘成熟,由龙树取回人间(2.5已用它做过对比)。更一般的说法是:佛陀本就对菩萨、天人、在别的境界里宣讲过大乘,只是当时的解脱道行者根器不及、未曾与闻;后世又有"三转法轮"的判教,把解脱道的教法判为初转、把大乘判为后转的更高一层。

本书的处理与2.5一致,一视同仁:这些都是为经典背书的传说,不作史实采信。我们不信龙树真下了龙宫,正如不信佛陀真上了三十三天。但也要重复那里的分寸:传说归传说,"传说所附之物的证据地位"才是关键。大乘经缺乏早期、跨部派的旁证,文本史把它们指向晚出。承认这一点,不等于贬低其思想价值(详见第五节)。

三、它其实不是一个"宗派":在部派之内生长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把大乘想成与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这些既有部派并列的又一个"部派",仿佛它从某次分裂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史实不是这样。

大乘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受戒传承,也没有从僧团里分裂出去。它更像一股在既有各部派内部生长的思潮:一个比丘可以受着说一切有部的戒、按它的律生活,同时持诵般若、发菩萨愿。玄奘七世纪西行所见、义净稍后的记录都描述了同样的图景:大乘僧与非大乘僧同住一寺、共守一套戒律,区别只在读哪些经、向谁礼拜、发什么愿,而不在受戒的法脉。1 Schopen 对碑铭与铭文的系统研究进一步加固了这一结论:捐造佛塔、供养舍利的记录里,捐献者通常明确自报所属部派("说一切有部比丘某某"),却极少有人自报"大乘"。直到笈多时代之后,"大乘"才在碑铭中作为一个自觉的名号普遍出现,比经典年代晚了几百年。3

这里有一个制度上的重要区分要讲清楚。第三篇讲过,各部派的核心区别在于各自的律(Vinaya)和与之配套的受戒传承。"破僧"(saṃghabheda)在律中有明确的技术定义,指的是在同一戒场另立布萨(Uposatha 仪式),不是泛指思想异见。大乘从不另立戒场、另立受戒传承,所以在律的意义上,它从不构成"破僧",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部派"。由此可见,用"大乘派"这个词容易误导:它是一场跨部派的思想运动,不是律意义上的一个分支。

这场运动在地理上的分布也有迹可循,尽管证据仍是碎片式的。早期大乘写本与铭刻证据较集中于西北印度(犍陀罗、罽宾)和德干南部(案达罗,即今安得拉邦一带)。案达罗的纳伽尔朱纳贡达(Nāgārjunakonda)、阿玛拉瓦蒂(Amarāvatī)遗址出土了可能与大乘相关的图像;龙树本人在传统上与案达罗有关联。但要当心:地理关联不等于起源地,且相关铭文本身并不总能确定无疑地归于大乘。这是一个仍在拼图的问题,不宜言之过早。

下图标出现有证据所指向的三个地理重点:犍陀罗(最早写本出土)、案达罗(大众部重镇,超世说重要区域)、以及那烂陀一带(义净等记录的大乘与部派共存核心区):

印度佛教地理:大乘兴起与部派共存区域

四、现代的几种假说

大乘究竟在什么人中间、怎么兴起的?现代学界提过几种假说,至今未有定论。下表先给出概览,后面分别讨论。

假说 代表 主张 现状
在家/佛塔信仰起源 平川彰 大乘起于围绕佛塔的在家信众,菩萨道是在家理想 曾长期主流,今多被质疑
出家/林居禅者起源 Harrison、Nattier 大乘起于严格的出家修行者、尤其林居禅观者,是精英苦修而非在家通俗运动 较近的主流倾向
经卷崇拜("书的宗教") Schopen 以对经卷本身的供养为中心:"凡讲此经处即是塔庙",经取代舍利成为新的圣物 重要补充
禅观感得 Harrison 等 新经出于禅定中的见佛闻法(如《般舟三昧经》定中见佛) 解释"新佛说"如何产生的一把钥匙

在家信众说的兴衰。 平川彰在 1960 年代提出,大乘是在家信众围绕佛塔供养而兴起的草根运动,与出家僧团形成张力。这个说法有其直觉吸引力:菩萨道强调在家者也能成佛(如《维摩诘经》),而且佛塔崇拜确实是在家信仰的重要场所。但 Schopen 的碑铭研究给了它致命的一击。铭文记录里,围绕佛塔的捐献者里出家人比在家人多得多,且明确自报部派;假如大乘真的是在家运动,在这些记录里应有更多在家信众的印记,事实却相反。Nattier 对《郁伽长者所问经》(Ugraparipṛcchā)的研究更直接指出,那部经所描述的菩萨道极为严苛:出家、禅定、苦行、住于林野,完全是精英出家者的生活方式,与通俗化的在家信仰路线截然不符。2

林居禅者说。 Harrison、Nattier、Drewes 等人的合力转向,把镜头对准了部派僧团内部一小批特立独行的出家人,尤其是那些选择离群住于林野的禅者。这批人在制度上受着既有部派的戒,生活却比普通寺院僧更为严格,专注于禅定(samādhi)实践,有时用"善男子"或"菩萨"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他们产出了新的经典文本,其中一部分直接就是禅观体验的文字化,例如《般舟三昧经》所记的禅观:一心持念阿弥陀佛,定中亲见佛身。据此推断,若干早期大乘经的原始形式,可能就是禅观报告或围绕特定禅法的行者团体的宗教文学。

经卷崇拜。 Schopen 指出,一批大乘经里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凡有这部经存在、被宣讲、被书写的地方,本身就等同于一座供养佛舍利的塔庙(caitya)。这把"经"本身变成了圣物,使得宣讲者和书写者获得了堪比塔庙的权威地位。这批人(梵语 dharmabhāṇaka,说法者)在大乘经里自称直接从佛那里听法、再传给人间,正好接续了禅观感得的逻辑。经的物质形式,即书写、抄录、供养,和经的权威来源,即禅观中从佛所得,是互相支撑的两条线。

这几种假说彼此并不互斥。较可能的情形是:大乘在各部派内部,由若干彼此并不完全一致的小圈子、围绕不同的禅法或经典,在不同的地方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早期大乘本身也并非一个统一运动,更像多个自成体系的微型传统,后来被一个共同的名号和若干共享主题(菩提心、般若、空)拢在一起。本书立场:林居禅者说与经卷崇拜说的组合,目前是最有据可查的解释框架;在家起源说在现有证据下难以成立。但对整个问题保留开放:大乘起源是多源的,不是单线的。

五、"佛说"是怎么被重新定义的

回到核心问题:晚出的经何以自称佛说?真正的答案,不在那些龙宫传说里,而在大乘把"佛说"(buddhavacana)这个判准本身重新定义了。

它走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把标准从"出处"换成"内容":凡契合正理、导向解脱的善说,就是佛说("善说即佛说")。佛语的资格不取决于是否由历史上的佛陀亲口在某地所讲,而取决于它是否传的是佛的法。另一条是让佛"仍在说法":佛不止是那位入灭的历史人物,更是恒常的法身;在禅定中见佛、亲闻其说(上节的禅观感得),所得即是佛语。两条路合起来,就为"新经也是佛说"开了门。

这两种重定义在大乘经的内部都有直接的文本体现。《八千颂般若》里,须菩提向佛问难:我从哪里学这部般若?佛答:从诸佛那里。这里"佛"已经不再只指拘尸那罗入灭的那一位,而成了复数、跨越时空的存在。《法华经》里,佛宣称他实际上并未入灭,入灭只是"方便示现"(upāyakauśalya);他一直在灵鹫山上,常住说法。这等于把整个"历史入灭"本身化解,让佛的说法在时间上永不终止。在这个框架里,新经不再被理解为后人伪造,而被理解为这位"永在"的佛对菩萨们一直在讲的法。

把这条线和前面几处接起来,会看到同一个结构在反复出现:它们都在为"不在早期正典里的东西"寻求权威。

方式 主张 归属
上天亲授 佛于三十三天为天人说阿毗达磨,下传舍利弗 南传注释(2.5)
龙宫秘藏 《般若》经佛嘱龙王密藏,后由龙树取回 大乘传说
禅观感得 定中见佛、亲闻新法 般舟三昧一系
善说即佛说 凡契理、导向解脱者皆佛语 大乘对判准的重定义
佛常住不灭 入灭是方便示现,佛实仍在,新经是常住之佛所传 《法华经》一系
教外别传 文字之外,拈花微笑、以心传心 汉传禅宗(晚出,另章)

第二篇留下的那道题,到这里就有了答案的轮廓:面对"封闭的早期正典装不下后来的发展",各传统各出机杼。有的造一个超人间的授受场景,有的重新界定什么算"佛说",有的干脆把传承挪到文字之外。本书立场:就史实论,大乘经是较晚的新作品,不是历史上佛陀的话。但这里有三个不能混为一谈的问题:"是不是佛陀亲口所说""有没有思想价值""是否仍契合早期的解脱论"。一部经可以晚出而非佛口,却仍有思想价值;也可以有思想价值,却已偏离了早期那套解脱论。三者须分别对待,不可混淆。

大乘把"佛说"从"出处"重定义为"契理",本身就是一记意味深长的思想动作。它等于宣布:判准从"谁说的"挪到了"说得对不对"。但"对不对"按谁的尺子量?是大乘自己的尺子。这里要当心:大乘有些派别,连"解脱"本身的标准都换了(以成佛取代阿罗汉之证、另立无住涅槃,等等)。所以"契理"这个判准本身就不是中立、现成的;它是大乘为自己立的尺子。本书后面处理大乘各家,按这个态度:搁置其托古的外衣,认真对待其义理,同时始终分清它讲的是否仍是早期那套解脱论。

下一章进入早期大乘经典本身,看般若、法华、华严、净土、维摩这几路各讲了什么;随后是菩萨道这一新的修行理想,以及它与部派的关系。中观与瑜伽行那两套把大乘做成系统哲学的工程,留到第五篇(中观)与第六篇(瑜伽行)。

延伸阅读

  • Paul Harrison. "Who Gets to Ride in the Great Vehicle? Self-Image and Identity among the Followers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0, no. 1 (1987): 67–89.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 

  2. Jan Nattier. 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ṛcchā).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3. Gregory Schope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4. David Drewes. "Early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I–II." Religion Compass 4, no. 2 (2010): 55–65, 6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