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大乘经典:般若、法华、华严、净土、维摩¶
上一章处理了大乘的来历问题,并定下态度:搁置托古的外衣,认真对待义理。这一章就进入早期大乘的几路主要经典本身。先提醒:这些经是一批文献,各属不同来源,还不是同一套系统,把大乘锻造成系统哲学的,是后面的中观与瑜伽行;这里看的是它们所依的经群各讲了什么。五路经群的概览如下,下面分述。
| 经群 | 大致年代 | 核心观念 | 主要汉译者(早期) | 后世主要归属 |
|---|---|---|---|---|
| 般若(《八千颂》《金刚》《心经》) | 约前 1 世纪起 | 空(诸法无自性)、菩萨之无所得 | 支娄迦谶、鸠摩罗什、玄奘 | 中观 |
| 法华 | 约 1–2 世纪 | 一乘、方便、久远之佛 | 竺法护、鸠摩罗什 | 天台 |
| 华严 | 约 1–4 世纪(层累) | 法界互摄、十地、三界唯心 | 佛陀跋陀罗(60卷)、实叉难陀(80卷) | 华严宗 |
| 净土(《无量寿》《阿弥陀》《观无量寿》) | 大小两经约 1–2 世纪;《观无量寿》晚出 | 阿弥陀与极乐、念佛、他力 | 支娄迦谶、康僧铠、畺良耶舍 | 净土宗 |
| 维摩 | 约 1–2 世纪 | 不二、在家圣者、默然 | 支谦、鸠摩罗什、玄奘 | 禅及通贯诸宗 |
一、般若:空¶
般若经群最早(《八千颂般若》约公元前后),也最具哲学分量。它的核心是一个字:空(śūnyatā)。一切法都没有自性(svabhāva),所否定的恰恰是第三篇阿毗达磨拼命安立的那个"自性"。《心经》把这一否定推到极端:不但五蕴皆空,四谛、十二缘、智与得亦一并扫去("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佛教自身的概念框架也不例外。1
般若文献的内部层级。 般若经群不是单独一部经;它是一批在数百年间陆续扩张与压缩的文献。可以从两个方向看它的演变:一个方向是扩张,从《八千颂》(Aṣṭasāhasrikā,约公元前后)扩展出《二万五千颂》再到《十万颂》,保存在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全六百卷,涵盖十六个不同版本的般若文本)里;另一个方向是浓缩,把核心义理提炼成短文,《金刚经》(Vajracchedikā,约二至三世纪)和《心经》(Hṛdaya,约五至七世纪)是两个极端。浓缩版不是大版本的简单摘要,它们有独立发展的文本史。《心经》的通行本旧题玄奘译(649 年),而玄奘译此经之说最早见于八世纪的《开元释教录》,其可靠性学界有争;关于其成书地的争议(印度撰出还是中国本土加工)至今未完全结束。2
《金刚经》的哲学特色在于它反复使用的一种句式结构,玄奘译本保留得最清晰,大意为:
"所谓 X,如来说非 X,是名 X。"
这个三段否定不只是修辞。它先给出一个佛法范畴(X),随即说这个范畴本身也是无自性的(非 X),最后保留其假名(是名 X)。这套结构在一个句子里完成了两个层次的操作:肯定世俗层面的名言(可以用这个词),同时拒绝把任何名言当作切实指向某个自性存在。龙树的中观论式后来把这种操作系统化,但《金刚经》在散文叙述里就已经把它用成了一种遍贯全书的节奏。1
须菩提(Subhūti)在多部般若文本里担任主要对话者并不偶然:他在阿含传统里以"解空第一"著称,把他请出来主导般若对话,是经文有意识的选角:让本就被部派传统承认为"善解空义"的人来传授般若,等于给大乘的空性教学接上了一条回溯到早期弟子的线。
菩萨修的"般若波罗蜜"(智慧的圆满),就是这种"无所得"的洞见:不执取任何一法为实有,乃至不执取"空"、不执取"涅槃"、不执取"我在度众生"。这正接上3.1那个判断:历史出路转向对"诸法有自性"这个前提的整体拆解,不再是安置一个更结实的承载者。般若经明确提出这一路线,龙树的中观再把它系统化(第五篇)。本书认为:在这五路经里,般若的空是哲学上的枢轴,其余几路更多是在宗教、宇宙论与修行的维度上展开。3
般若与中观的关系,不只是"经典在先、论师来整理"。题名龙树的《大智度论》注疏《二万五千颂》系的《大品般若经》(鸠摩罗什译),中观的论式为般若的"空"提供哲学辩护,而般若经的权威也给中观立场加了背书;二者互援,构成相互加固的体系。这在大乘传统里是常见格局:经文给方向,论典给论证,论典的权威反过来又夯实经文的地位。1
还需提前说明一点,细节留到中观部分(第五篇)再展开:大乘的"空性"(śūnyatā)与早期佛教的"空",含义并不完全重叠。早期佛教的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五蕴流中找不到一个常一自存的主体(主体现象无我,anattā/anātman),二是特定禅定中意识与境的脱落(空定)。这里要注意:"人无我"是大乘框架下的术语;大乘以"人无我"搭配"法无我",将法无我定位为更高的洞见(按大乘的逻辑,法无我可以推出人无我,反之不然;这一问题的细节留到第二卷)。早期佛教的无我教说没有这种层级区分,直接指出诸蕴流中无常一自存的自我。大乘的空性,是在此基础上再推一步:不只主体现象("人")空,"法"(即阿毗达磨辛苦析分出的那些基本要素)也空,一切法皆无自性,没有自存的实在性。这一步,是般若经在部派形上学那套架构上打开的缺口,龙树的《中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二、法华:一乘与方便¶
《法华经》(约一二世纪)有两个重要主张。
其一是"一乘"(ekayāna):大乘所立的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最终只是一佛乘。人人皆当成佛,先前为只求自了者所说的解脱,不过是引人入门的权宜。("三乘"是大乘自己的范畴,此处依其框架陈述。)

其二是"方便"(upāya):佛随众生根器,说种种不同的法,都是导向那一佛乘的善巧手段。《法华》用几个名喻讲这个道理:火宅里用三种车诱孩子出来(其实只给一种大白牛车)、穷子认父、化城止渴。4 由此还引出一个惊人的说法:佛的寿量其实久远无量,历史上的那场入灭亦只是一种方便示现;佛始终在说法(如来寿量品)。这把佛从一个历史人物,抬升为一个超越时间的存在,上接2.3大众部"佛身出世、超越"的方向,也呼应上一章"佛仍在说法"的法身观。
这三个譬喻值得多看一眼,因为它们共享一个结构。火宅里贪玩的孩子、认不出父亲的穷子、半途想退的旅人,都把被开示的一方置于同一个位置:看不清自己的真实处境,直说也不信、不肯走,最后只能靠许诺、哄骗才挪得动。这等于在系统地剥夺那一方的主体性:把对方设定成需要被瞒、被诱、被牵着走的孩子或弱者,以此反衬施教者(佛/大乘)的全知与大悲。本书立场: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宣传手法。它绕过义理上的正面说服,先把对方降格为"缺乏判断、只能被摆布"的角色,自家的高明便显得不证自明。下一节维摩诘让舍利弗们出丑,属于同类叙事策略。
三、华严:法界互摄¶
《华严经》是一部层累而成的大经(核心如《十地经》《入法界品》较早,全本编定约三四世纪)。它给出一幅恢宏的宇宙图景:一切现象彼此含摄、相互映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后世华严宗用"因陀罗网"来形容:天帝宫中宝网,每颗珠子都映现其余所有珠子,珠珠相含,重重无尽。5 (要按本书惯例提醒:"事事无碍""因陀罗网"这类精严表述,多是后来华严宗祖师的发挥,经文本身给的是这幅互摄的景象,体系化的术语是后加的。)
《十地经》排出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daśabhūmi,十地),每一地对应一种波罗蜜的侧重,是大乘修道论的骨架。
| 地序 | 名称(中/梵) | 主修波罗蜜 · 阶段特征 |
|---|---|---|
| 第一地 | 欢喜地 Pramuditā | 布施;初证法性,生大欢喜 |
| 第二地 | 离垢地 Vimalā | 持戒;断尽极微细戒过 |
| 第三地 | 发光地 Prabhākarī | 忍辱;成就定慧,法光发现 |
| 第四地 | 焰慧地 Arcismatī | 精进;智慧炽然,渐断烦恼 |
| 第五地 | 极难胜地 Sudurjayā | 禅定;世间出世间智极难并运,此地圆满 |
| 第六地 | 现前地 Abhimukhī | 般若;深观十二缘起,般若现前 |
| 第七地 | 远行地 Dūraṃgamā | 方便善巧;超出世间范围,起灭自在 |
| 第八地 | 不动地 Acalā | 愿;得无生法忍,彻底不退转,进入无功用行 |
| 第九地 | 善慧地 Sādhumatī | 力;得四无碍辩,广化众生 |
| 第十地 | 法云地 Dharmameghā | 智;如法云遍覆,受大法灌顶,作佛前最后阶位 |
十地结构里有一个关键概念:退转与不退转(avaivartika,阿毗跋致)。进入十地之前,菩萨修行成果可能退失;入初地,方有最初的保证。更稳固的节点在第八地(不动地),菩萨在此获得"无生法忍"(anutpattikadharmakṣānti,直接洞见诸法不生灭),此后修行以自然无功用的方式推进,再无退转可能。这一概念在净土经典里有直接回响:往生极乐净土被明确表述为"不退转";等于说往生可以绕开漫长的十地修行,由阿弥陀本愿力直接担保不退转,这是净土他力路线对大乘行者构成吸引力的论证之一。
《入法界品》(梵文独立成经,即 Gaṇḍavyūha)是一部叙事规模庞大的独立文献,后来被编入《华严经》末尾。它讲善财童子(Sudhana)为求菩提,遍访五十五(或一百一十)位善知识(kalyāṇamitra),对象涵盖比丘、比丘尼、在家人、商人、童男童女乃至妓女和外道。这个遍历本身是一个主张:悟的可能性不绑定于某种特定的身份或位置,菩萨之道可以在任何人那里获得一个片段的展示。善财在每一位善知识那里都说"唯愿开示",得到一种法门,然后被指向下一位。这个结构没有单一顶点的金字塔;每一位善知识都是一个完整的法门,而法门之间彼此不互相取消。
《华严经》里另有一句影响极大的话:"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源于《十地经》"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此句玄奘译《华严》作"三界所有,唯是一心")。两种说法语感相近,含义有微妙差异,共同的指向是:三界的一切现象,以心为根源而现起。这句后来成了瑜伽行唯识的重要经证(见第六篇)。但要留意的是,《华严》本身的语境里,"心"并不必然等同于唯识学讲的阿赖耶识;把它直接等同于唯识学的理论框架,是后来的诠释性跳跃,不是经文原本的意思。
四、净土:他力与念佛¶
净土经群走的是另一条路:信愿与他力。"净土三经"通常指《无量寿经》(大经)、《阿弥陀经》(小经)和《观无量寿经》(观经)。三者的成立年代不齐:大小两经约成于一二世纪,支娄迦谶已译早期净土类经(如含有念佛三昧的《般舟三昧经》);《观经》则要晚得多,且可能不是印度所出。三经合起来从不同角度建构同一套净土信仰,但侧重各异,值得分别交代。6
《无量寿经》(梵名 Sukhāvatīvyūha,"极乐庄严")是三经中篇幅最长、义理最完整的。它叙述阿弥陀佛(无量光,Amitābha;或无量寿,Amitāyus)成佛之前作为法藏菩萨(Dharmākara)时所发的四十八大愿,其中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愿")是后世净土宗的核心:凡十念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者,临命终时阿弥陀必来接引,令其往生极乐,唯造五逆、谤正法者除外。本愿的逻辑是:佛在因地的誓愿,与其成佛所得的果德,形成一个对信众开放的力量;信者等于通过信愿接入这个已成就的力量,由此获得原本需要极长时间自力修行才能达到的位置(不退转)。
《阿弥陀经》(梵名 Sukhāvatīvyūha 短本)篇幅极短,重心在极乐净土的庄严描述与"持名念佛"的强调:以"一心不乱"执持"阿弥陀佛"名号,临终时即得往生。这里"持名"(nāmasaṃkīrtana,称扬名号)已经是净土修行的完整形式,不依赖观想。
《观无量寿经》(梵名 Amitāyurdhyāna-sūtra)是三经中最特别的一部,叙述在一段政治惨剧(频婆娑罗王被儿子阿阇世王囚禁、王后韦提希悲愤)之后,佛陀应韦提希之请,直接教她如何观想极乐净土。经文列出十六种观法:7
| 观次 | 名称 | 观想对象 |
|---|---|---|
| 第一至第三观 | 日想、水想、地想 | 日轮、水、琉璃大地(净土地基) |
| 第四至第六观 | 宝树想、宝池想、宝楼观 | 净土的物质庄严 |
| 第七观 | 华座想 | 佛所坐莲花宝座 |
| 第八观 | 像想 | 阿弥陀佛的身量与相好 |
| 第九观 | 阿弥陀佛真身想 | 佛身无量光明、遍照一切 |
| 第十至第十一观 | 观世音菩萨想、大势至菩萨想 | 西方三圣的另二尊 |
| 第十二至第十三观 | 普想、杂想 | 整体净土;佛菩萨小身像 |
| 第十四至第十六观 | 上品往生、中品往生、下品往生 | 三品九生的往生情形与所应修行 |
十六观的结构揭示了净土信仰的早期形态:核心是禅观(dhyāna),靠定力在内心如实构建净土的图景、最终见到阿弥陀佛身,与上一章说的"禅观感得"直接相连。《般舟三昧经》里的定中见佛,与《观经》里的十六观,是同一传统的两端。
这里需要把一个重要的历史演变说清楚:观想念佛(以禅定观想佛身、净土庄严)是早期的形态,依赖相当的禅定功夫;称名念佛(口称"阿弥陀佛"名号)是更晚普及的形态,在理论上对一切根器的人开放。从前者到后者,是净土信仰从精英禅修走向大众化的关键转型。这个转变在中国完成: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力主称名念佛,认为末法时代人根陋劣,观想不易成就,称名则人人可行。这不只是在方便上简化;整套判教和修行哲学也随之重构。
这是大乘里最具宗教性、也最深入民间的一路。哲学上它不像般若那样思辨,分量却在另一头:它把解脱的着力点从纯靠自力的修证,挪向了仰仗佛力的"他力"。"他力/自力"之别,是后世(尤其汉传、日本)净土教的大题目。
需要说明:"净土"不止极乐一处。大乘经典里的净土观念相当多元:阿閦佛(Akṣobhya)的妙喜净土(Abhirati)见于《维摩诘经》等早期文本,药师佛(Bhaiṣajyaguru)有东方琉璃净土,弥勒净土则是另一条影响重大的路线。弥勒菩萨(Maitreya)现居兜率天(Tuṣita),是下一尊待出世的佛;信众可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在那里亲近弥勒、待其下生。这条路线在印度及早期中国佛教中相当流行,玄奘便以往生兜率为发愿;阿弥陀净土在汉传和日本后来占据主导,在相当程度上是历代祖师(道绰、善导乃至法然、亲鸾)大力弘扬的结果。8
阿弥陀佛的起源,学界另有一桩未完全解决的讨论:Amitābha(无量光)的意象(光明无量、居于西方)是否与古伊朗(祆教)的光明神祇或太阳崇拜存在某种渊源?持此说的学者注意到无量光与西方净土组合的独特性,以及古伊朗宗教对光的宇宙论地位;反对者则认为大乘经典对光的运用有自身脉络,这种比附缺乏充分文献支撑。目前两说均未定论,本书留到净土宗专章(第十篇)细处理。
五、维摩:不二与在家圣者¶
《维摩诘经》(约一二世纪)是一出绝妙的戏。主角维摩诘是一位在家居士,论智慧却压倒佛陀座下的大弟子乃至诸菩萨;经里一个个让舍利弗们出丑,分明是在抬高大乘、贬抑那些被讥为"只求自了"的解脱道行者("自了汉"这一贬称的来由与不实,见下一章"菩萨道")。
它的思想核心是"不二"(advaya):生死与涅槃、垢与净、世间与出世间,本无二分。全经的高潮在"入不二法门品":众菩萨各各说自己如何证入不二,轮到维摩诘,他一言不发;文殊赞叹道,这无言之默,才是真入不二法门。9 "维摩一默,声如雷"。本书认为:这一默,正接着1.5的老主题。究竟之境到了语言的边界,多说即落戏论,沉默反而最贴切。从佛陀对形上问题的"无记",到维摩的"默然",是同一种对语言边界的自觉,只是大乘把它做成了一个戏剧性的顶点。
"去分别""不二"在《维摩》里是一幕戏剧,但在中观及后世继承者那里,它发展为一个具有实质功能的评价标准:凡执取分别、落入二元对立,便是未得解脱的表现。这个标准有两面:对外,它可以用于批评任何立场,说"A 优于 B"已经落入分别,分别本身就是执取;对内,它对修行者的言谈和行为构成约束,既然不二,就不该轻易判断、表态,不该执取"高下""胜负"。这两面在实践中常常相互缠绕:批评别人"落入分别"的本身,是不是又一种分别执取?这一张力贯穿中观及后来禅宗的言说方式,第五篇和第八篇(汉传专章)还会回到它。
六、共同的底色¶
五路经群面貌各异,底下有几条共通的线:都高举菩萨道(以成佛度众生取代被讥为"自了"的阿罗汉),都把佛抬升为超越历史的存在,都倚重"方便",也都在以各自的方式逼近语言的边界(般若的空、维摩的默、华严的重重无尽)。
这里也要说明"方便"常被诟病的一面。方便说本是一记高明的解释装置:凡与大乘不合的教法,都可判作"对浅根者的权宜",而把大乘自家判为究竟(了义)。可正因为太好用,它也成了一件几乎无法证伪的武器:任何对手、任何更早的教法,都能被一句"那只是方便"收编为低一阶的台阶,无需在义理上正面交手。它还为"善意的不实之说"开了口子:火宅之父的许诺本就不尽真(先许三车、只给一车),方便若可以这样用,那"为度化而说不实"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与佛教一向看重的正语(不妄语)之间,是有张力的。10 本书呈现方便的力量,也呈现这层隐忧。它与上面三譬喻剥夺对方主体性的手法,本是一体两面。
但要分清轻重。本书立场:这几路里,般若的"空"承担主要哲学功能;它直接否定第三篇安立的自性,是部派形上学困局的一种历史回应,下一步将由龙树的中观接手系统化。法华的一乘与久远佛、华严的法界与唯心、净土的他力念佛、维摩的不二与默然,则分别在判教、宇宙论、信仰实践与语言观上展开,并在后世分别进入天台、华严、净土与禅的义理传统。把大乘整理成两套系统哲学的,是中观与瑜伽行:前者承般若之空,后者承华严"三界唯心"之线。下一章先看菩萨道这一新的修行理想,随后处理大乘与部派的关系;中观、唯识,留给第五篇与第六篇。
七、层累与自相矛盾¶
大乘经典有一个普遍的文献特征:它们多是层累而成,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内容陆续叠加,最终才被编为一体。这给它们留下了肉眼可辨的痕迹。
版本歧异。《无量寿经》现存五种汉译,各译在阿弥陀佛誓愿的数目上出入明显:最早期的汉译本(约二世纪)有二十四愿,后来的康僧铠本定型为四十八愿,另有三十六愿的版本存在。数目不同,各愿的具体内容和往生条件也多有出入。愿数之异如何解释,学界未有定论:通说以为反映传本的层累演变,藤田宏达以二十四愿本为最古,四十八愿是后出的增益;近年亦有学者主张印度原本本即四十八愿,早期汉译的二十四愿出于译者为凸显菩萨行而作的改编(肖越)。11
后补痕迹。《法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品)在部分较早的汉译和若干梵文写本中或付阙如,学界通常认为是后人增入。《华严经》的《十地经》与《入法界品》本是独立流传的经本,后来并入大部经,衔接处叙事断层清晰可见。
诸本互相矛盾。《大般涅槃经》北本(昙无谶译,四十卷)与南本(慧严等修订,三十六卷)差异甚大;南本系中国僧人依北本重整,已是再加工本。北本末后数卷被学界认为是额外追加,佛性论述的措辞与前段明显不同。
时间自洽性问题。《法华经》"如来寿量品"宣称佛的寿量久远无量,历史上的入灭不过是示现;《华严经》"如来出现品"则暗示佛成道时即已遍知一切。这两套叙事与阿含系文献里佛陀的历史生涯构成直接张力。阿含叙事里,佛陀的涅槃是真实的终结;这些大乘经典则把历史叙述重新定性为舞台表演,背后的佛始终在。两种图景是两套不同的佛陀观,不是可以兼容的两种陈述。3
这些矛盾并不奇怪,古代宗教文本多有层累的特性。需要指出的,是"佛亲口说"的框架会给信众造成文本统一完整的印象,而文献证据与这种印象之间,确有相当距离。
八、楞严经的学术判断¶
《大佛顶首楞严经》(简称《楞严》)在汉传佛教尤其禅宗地位极重,列为禅门日课与必读。然而学界的判断与此相当分歧。
传统说法:般剌密帝(Paramiti)于长安年间(约 705 年)携梵本至广州,由乌苌沙门弥伽释迦共译,房融笔受。检验此说,问题颇多。
最直接的一条问题出在唐代官修目录里。最早著录此经的是智昇《开元释教录》(730 年成书),而智昇给出的译人与后世通说完全对不上:入藏录作"大唐循州沙門懷迪共梵僧於廣州譯",并标"新編入錄";传记一节说,怀迪是循州人,游广府时遇一梵僧,"(未得其名)",二人共译成十卷,怀迪笔受兼缀文理,"其梵僧傳經事畢莫知所之"。通检该录全书,"般剌蜜帝"与"房融"二名一次也不出现。也就是说,今天流通的那套传译故事,不见于最早记录此经的目录;官修目录自己给的是另一套人事,而且译主是个中国和尚,与他共译的外国僧人未留下名字。12
外部证据的缺失是另一条:梵本在译成之后便无人再见,此后历代僧人访求、悉无所获;没有任何对应的藏译本;其他语言也无古译。印度大乘重要经典通常会留有梵本或藏译,二者俱无者极为罕见。13
文本内证同样值得注意。《楞严》的义理架构与 8 世纪初已成形的天台、华严、禅宗术语高度吻合,核心句式(如"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印度佛教文献中找不到对应来源。唐代已有人生疑,而最早的卷宗保存在日本:宝龟年中日僧德清入唐查访,带回唐人法详居士"房融伪造"之说,日僧玄叡《大乘三论大义钞》录其始末而力主此经为真。这场争论的完整案卷(连同吕澂《楞严百伪》一百零一条与愍生的逐条对辩)见第三卷第九篇第二章。
现代学界的结论:《楞严》极可能是中国本土撰造的疑伪经,成于初唐。主流佛学研究者普遍持此立场。13
本书只陈述学术立场,不裁断信仰取舍。对于依《楞严》修行的传统,这个历史判断是需要正视的一件事,正视与否,是各人自己的选择。
九、大乘经典出处:常见辩护话术¶
面对"大乘经典非佛亲说、系后世撰造"这一学术结论,大乘传统内有几套反复出现的论式,值得单独列出。列出的原因不在于它们一定站不住脚,而在于它们的话语结构设有防护层,使批评很难正面着力。
| 话术 | 论式核心 | 内在问题 |
|---|---|---|
| "学者有智无慧" | 历史学者缺乏证悟,只能在世俗层面读经,触不到法义 | 文本成于何时是历史语言学问题,与修证深浅无关;以"缺乏证悟"拒绝历史考证,等于预设了需要论证的结论 |
| "法身常说法" | 法身永恒说法,弟子在定中所受亦属佛说,后世撰造不等于非佛语 | 把"佛说"的定义延伸到无法证伪的区间;任何文本只要有人声称定中所受,即可归入佛说 |
| "结集于龙宫天宫" | 经典秘存于龙宫、天宫,机缘成熟才流出人间,故人间找不到梵本 | 内建了可溯源性豁免:找不到梵本恰好印证了说法,不曾动摇它;此叙事在历史方法面前无法讨论 |
| "学术还原主义" | 历史考证是西方殖民话语或还原主义,方法论本身有偏见 | 指出方法局限是合理的;但把方法论批判当成反驳具体历史结论的理由,是两件事。"历史方法有局限"推不出"此经即是佛说" |
| "义理了义、出处世俗" | 即便文本是后人所造,其中义理仍可是了义真实,历史来源不妨碍法义价值 | 义理与来源可分开讨论,这个分开有合理内核;问题在于它常被用来封堵讨论。从"可以分开"跳到"因此对出处的质疑不重要",中间跳过了一个正面问题:以佛亲说为权威的叙事,依据何在? |
本书认为:最后一套(义理与来源可分开)有其合理内核,但在实际使用中常沦为封堵讨论的手段。其余几套,大体是在使批评失效,不是在正面回应批评。指出来,是为了让读者看清:学术结论与信仰取舍是两件可以并置的事,并置不等于相互消解。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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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Conze.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2nd ed. Tokyo: Reiyukai, 1978;及氏译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1984 年首次平装重印,ISBN 0-520-05321-4)。孔泽〈序〉自陈其底本:"The translation of pages 37 to 430 (abhisamayas I-IV) normally follows the version in 25,000 lines which has been adjusted to conform to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即正文所说的《二万五千颂》系。《大智度论》一层的书证在 T1509:卷首僧叡〈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即以此论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什译《大品般若》,T0223)之释论,卷一正题作"大智度初序品中緣起義釋論第一(卷第一)/龍樹菩薩造/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开篇设问亦作"佛以何因緣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惟须知今本是节译:同序谓"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又谓"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今本百卷只当原论三分之一,初品以后皆经删削。定式见书内 52 页第十三 a 节:"Just that which the Tathāgata has taught as the wisdom which has gone beyond, just that He has taught as not gone beyond. Therefore is it called 'Wisdom which has gone beyond'.",孔泽给该节所立的标目正作"Transcendentality: the dialectical nature of reality",与正文"这个三段否定不只是修辞"一语相合。同式复出于书内 46 页(佛国庄严:“The harmonies of Buddhafields, the harmonies of Buddhafields, Subhuti, as no-harmonies have they been taught by the Tathāgata. Therefore he spoke of ‘harmonious Buddhafields’.”)与 48 页(personal existence;该处的第三拍跨页,续在书内 49 页)。惟两处比正文的三拍更曲折:其一,书内 48 至 49 页那一处在第二拍之后另加一句“for not, O Lord, is that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于有无两边并遮,不止于“非 X”;其二,孔泽释"no-dharma"曰"not a simple and clear-cut negation, in that emptiness lies somewhere between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between 'is' and 'is not'"(书内 34 页),亦见此式所遮不限于自性一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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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Nattier. "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5, no. 2 (1992): 153–223,关于《心经》成书地的核心讨论。本段三处原与该文不合,已照该文改(裁决 0095),其据如下。其一,本段说"现存梵本里最早见于七世纪写本",而该文书内 209 页注专驳此说:法隆寺贝叶梵本“supposedly brought from China to Japan in 609 CE”一说源出 Max Müller 受日本助手误导,所据《斑鳩古事便覧》(1836)于古代纪年 “entirely unreliable”;同文书内 174 页反谓《心经》“is attested in China at least a century before its earliest known appearance in India”。其二,本段说"玄奘的汉译(649 年)是通行本的基础",而该文书内 205 页注 28 谓 649 之说“extremely problematic”,书内 174 页并指出玄奘译此经之说最早只见于八世纪《开元释教录》,其传记只说他从病人处得此经而非译此经。其三,"最短的梵本仅十四行"一数该文全篇无之。 般若经群由《八千颂》而《二万五千颂》而《十万颂》的扩张,及《大般若经》六百卷十六会,另见 Edward Conze.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2nd ed. Tokyo: Reiyukai,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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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 般若波罗蜜见 pp. 49–57,《华严经》的佛身观见 pp. 132–135,《法华经》的佛寿与方便入灭见 pp. 157–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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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on Watson (trans.). The Lotus Sut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29)。本段四事各有其处。火宅:诸子所索者为“the goat-carts and deer-carts and ox-carts”,而“the rich man gave to each of his sons a large carriage of uniform size and quality”,其车“drawn by a white ox, pure and clean in hide, handsome in form and of great strength”,见书内 57—58 页第三品〈Simile and Parable〉,正文括注“其实只给一种大白牛车”即据此。穷子:“the impoverished son wandered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passing through various lands and towns, till at last he came to the city where his father was residing”,见书内 82 页第四品〈Belief and Understanding〉。化城:见书内 117—123 页第七品。佛寿量:见书内 224 页起第十六品〈The Life Span of the Thus Come 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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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Cleary (trans.). The Flower Ornament Scripture: A Translation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Boston: Shambhala,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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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 O. Gómez (trans.). The Land of Bliss: The Paradise of the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 — Sanskrit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ukhāvatīvyūha Sutra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大小两本《无量寿经》的梵汉译注,两经的分野与各自重心即其本题)。三经之目见该书附录四〈Glossary〉"Meditation Sutra"条:《观无量寿经》为"the third of the 'Three Pure Land Sutras'",英文亦称 The Visualization Sutra 或 Amitayurdhyana Sutra。断代须分说:同条紧接便谓《观经》"may have been composed outside India, and much later than the two Sukhavativyuha Sutras",故不可与大小两经同置于一二世纪。本书旧版把三经一并系于一二世纪,今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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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卷,宋畺良耶舍译(T12, no. 365)。十六观的名目与次第出于经文自身:日想“名曰初觀”,水想“名第二觀”,以下逐观编号,至下辈生想“名第十六觀”止。善导一系对此经的解释,及其在东亚净土教中的分量,参 Julian F. Pas. Visions of Sukhāvatī: Shan-tao's Commentary on the Kuan Wu-liang-shou-fo ch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该书所研究者为善导《觀無量壽佛經疏》(T37, no. 1753),非经文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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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Sponberg and Helen Hardacre, eds. Maitreya, the Future Buddh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弥勒信仰的通论。兜率往生、弥勒信仰在印度与早期中国的流行,见该书南亚一部与中国、朝鲜、越南一部;玄奘恒河遇盗、请缓片刻而发愿往生兜率一节,见 Kitagawa 一章所引 Grousset 之述;阿弥陀与药师取代弥勒一事,见论朝鲜一章的反衬"long after the cult activities in China had given way to other Buddhist interests, especially those concerning Amitābha and Bhaiṣajyaguru"。该书不涉道绰、善导、法然、亲鸾诸师,四人全书零命中;净土诸祖的弘扬另见本篇第九章与第三卷第十三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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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on Watson (trans.). The Vimalakirti Sut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所据为 Motilal Banarsidass 一九九九年印度版(Buddhist Tradition Series 42,-14)。入不二法门一节见书内 110—111 页。众菩萨各说已毕,文殊自述其解,继而“Then Manjushri said to Vimalakirti, ‘Each of us has given an explanation. Now, sir, it is your turn to speak. How does the bodhisattva enter the gate of nondualism?’ At that time Vimalakirti remained silent and did not speak a word.”(书内 110 页);文殊之叹作“Manjushri sighed and said, ‘Excellent, excellent! Not a word, not a syllable—this truly is to enter the gate of nondualism!’”(书内 1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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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经典里有一则与此主题相关的故事:佛陀同父异母的弟弟难陀(Sundarananda)出家后始终惦念未婚妻,据传佛陀以"勤修可得天女"相许引导其用功,难陀最终证阿罗汉,欲望自然消散,并告知佛陀无需兑现承诺。若属实,则"为度化而说不尽真"的手法在早期传统中已有先例,不为大乘独创。然此故事的主要出处是巴利小部《自说经》(Udāna 3.2)与《法句经》注疏,《自说经》记难陀证果后白佛解约:"yaṃ me, bhante, bhagavā pāṭibhogo pañcannaṃ accharāsatānaṃ paṭilābhāya kakuṭapādānaṃ, muñcāmahaṃ, bhante, bhagavantaṃ etasmā paṭissavā",即佛曾为其得五百鸽足天女作保,今请免之;汉译《增壹阿含经》卷九〈惭愧品〉亦有此经,所叙相当完具,全经二千三百余字,有孙陀利、香山瞎猕猴与五百天女诸节,难陀证阿罗汉后白佛"世尊前許證弟子五百天女者,今盡捨之",与《自说经》同构;马鸣《孙陀罗难陀诗》(Saundarananda,约公元二世纪)则为文学创作。以上来源的历史可信度均有限,本书不将其作为可靠史实采信。然若不提及,则有隐瞒之嫌,故以注出;读者可自行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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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寿经》诸汉译版本的比较研究,参 Fujita Kōtatsu 藤田宏達. Genshijōdo shisō no kenkyū(原始浄土思想の研究). Tokyo: Iwanami Shoten, 1970。本书据以核者为作者本人认可的英文节译:Kōtatsu Fujita, "Pure Land Buddhism in India",收 James Foard, Michael Solomon and Richard K. Payne (ed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Berkeley: Jain Publishing, 1996)首篇,日文原书未及取得,页码不与原书相当。该节译书内第 7 页出五种汉译之目:《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362,支謙译,222–253,一说支娄迦谶)、《無量清淨平等覺經》(T361,旧题支娄迦谶而实为帛延译,约 258,一说竺法护)、《無量壽經》(T360,旧题康僧鎧而藤田断为佛陀跋陀罗與寶雲约 421 年所译)、《無量壽如來會》(T310[5],菩提流志译,706–713)、《大乘無量壽莊嚴經》(T363,法賢译,991);连梵本與藏译共七种传本。愿数之目在书内第 16–17 页:"the vows number forty-eight, but the actual number differs with the particular recension… the other version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ave either twenty-four or thirty-six vows, the Sanskrit text contains forty-seven vows, and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forty-nine vows"。惟藤田于三十六愿一本另有断语,与"另有一种"的平列说法不同:"The thirty-six vow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intermediate form between the twenty-four and forty-eight vows; actually it is based upon the forty-eight vows",即三十六愿本并非居于二者之间;其所本正是四十八愿本。二十四愿本则确为最古:"the version with twenty-four vows is the oldest chronologically"。 愿数之异的两说(裁决 0198)。通说一侧,藤田同篇书内第 17 页:"what is called the forty-eight vows is a relatively late formulation, containing additions and modifications"。异说一侧,见 XIAO Yue. "On the Vows in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Larger Sukhāvatīvyūha Sūtr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印度学仏教学研究》)67, no. 3 (2019): (174)–(179)。他断通行的两项假定(愿数由《大阿弥陀经》的二十四愿经《平等觉经》演为后来的四十八愿;《悲华经》弥陀愿出自四十八愿系统)"no evidence can support these two assumptions at all"(书内 (174) 页);《大阿弥陀经》中有一套关于六度菩萨行的术语与梵本显异,系译者"purposely compiled into the DA based on the translator's own Mahāyāna ideas"((175) 页);结论作"The original Indian text of the DA and the PDJ were probably similar to the extant Sanskrit version, with the forty-eight vows system. The translator of the DA purposely edited them"((178) 页)。须记其分量:肖越自陈此前研究皆依通说,"until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of my own research series about this issue"((174) 页),所据几全是其本人 2010—2018 诸作,所据材料未见他家采用,故正文两说并列,不下断语。原句前半"梵本来源本身就不止一个"两说皆不担(藤田所说是层累增益,肖越所说是汉译改编),故改写时删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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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昇《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 55 册,第 2154 号)。入藏录一节作:"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一帙)大唐循州沙門懷迪共梵僧於廣州譯(新編入錄)";传记一节作:"沙門釋懷迪。循州人也。住本州羅浮山南樓寺……往者三藏菩提流志譯寶積經。遠召迪來以充證義……後因遊廣府遇一梵僧。(未得其名)齎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卷。即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兼緝綴文理。其梵僧傳經事畢莫知所之。有因南使流經至此。"通检该录全书四十三万余字,"般剌蜜帝""房融"二名皆无一见。《大正藏》题此经作"唐 般剌蜜帝譯",系后起的题署,非最早著录所记。通行的那套传译故事另有其源:现所见最早的出处是唐大兴福寺惟愨法师疏,其文赖日僧玄叡《大乘三论大义钞》卷三所引而存:"唐大興福寺。惟愨法師疏云。唐神龍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印度沙門般刺密帝。於廣州制止寺道場。對擧梵本。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譯玆梵語。房融筆受"。玄叡把它与智昇所记并列而断曰"兩匠稱眞",可见九世纪的日本僧人已经把这两套人事摆在一处比对了。惟玄叡所引的智昇一条作"修州沙門懐迪",而 T2154 本文作"循州",两本有异,此处从大正藏本作循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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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经》疑伪问题的学术综述,参 Robert E. Buswell Jr., ed.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其导论把本经与《梵网经》《大乘起信论》并列为实系东亚本土撰述而被误系译者译年、后又进入主流大藏目录的一组:"Many Buddhist texts that were actually of East Asian origin—including such seminal scriptures as the Fan-wang ching…Shou-leng-yen ching (Sūraṃgama-sūtra…T 945)…and Ta-sheng ch'i-hsin lun…were in this wise assigned a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date"。须留意该书并无以《楞严》为题的专章(全书为导论一篇、专论八篇、附录一篇,分论汉地经录对疑伪的判定、《灌顶经》、道经中的十地、《观无量寿经》、《占察经》、三阶教之禁、《法镜经》之废、日本天台的《梵网经》,末附印度佛教判定经典真伪的标准),故其所提供的是判断的归属,不是专题的论证。专题的论证一侧,本书第三卷第九篇第二章另有案卷,所据为吕澂〈楞嚴百僞〉(《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一,書 370–395;逐条编次自"其偽一"至"其偽一百一",实为一百零一条)、釋愍生《辨破楞嚴百偽》(一九九一,逐条对辩)、玄叡《大乘三論大義鈔》卷三(T70, no. 2296,据 SAT 对勘)所记唐人法詳居士"房融偽造"之说及玄叡本人的驳辞,此处不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