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陀之前的印度:吠陀、婆罗门教与社会结构

要讲佛教,先得讲清楚佛陀出生前的那个世界。这一章处理背景:从公元前两千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印度次大陆北部经历了什么,到佛陀的时代,社会、宗教和思想已经堆积成什么样子。这些东西直接规定了佛陀面对的问题、能用的词汇、要回应的对手,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铺垫。

先说明方法。这一段历史没有可靠的编年史。能用的文字材料要么是宗教文献(吠陀、奥义书),要么晚出且带教派立场。本书会把传说点出来,承认它存在,但主要靠语言学、考古和近年的古 DNA 证据去推断当时的实际情形。能坐实的、属于推断的、属于本书判断的,行文中都会尽量说清楚。

下面先给一条粗线条的时间轴,后文各节会添补细节。

佛陀之前的印度思想背景时间线

一、佛陀生活在什么时候

谈"佛陀之前",得先知道佛陀生活在什么时候,而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定论。

南传系统给出的年代来自斯里兰卡的编年史,是教派内部代代相传下来的数字,不能直接当信史使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 Heinz Bechert 主持的一系列批判性研究,相当多的学者把佛陀入灭的时间下移了几十年。1 需要说明,这个问题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Bechert 主编的研究文集本身就收录了彼此分歧的结论,至今仍有学者为接近传统的长年表辩护,也有学者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在两者之间作出裁断。两种年表的差别如下:

长年表 短/修正年表
来源 斯里兰卡编年史 Bechert 等的批判性研究
入灭年代 约公元前 483 年 约公元前 400 年(上下浮动数十年)
本书取舍 不采为信史 采用

本书立场:采用修正年表,佛陀大致活动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之交;这是一个工作假设,不是定论,若改取长年表,本书的哲学叙述不受实质影响,只是若干相对年代需要整体前移。这样一来,"佛陀之前"覆盖的,就是从吠陀文明发端(约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左右这一千年。具体数字仍有数十年的浮动余地,正文凡涉及年代都按约数处理;但量级是可靠的,足以支撑下面的叙述。

二、印度河文明:一个并不连续的开头

很多通史会从印度河(哈拉帕)文明讲起。这个文明在公元前 2600—前 1900 年间成熟,有规划严整的城市、排水系统和一种至今未被释读的文字,公元前 1900 年前后衰落。2

诱惑在于:有人想从哈拉帕印章上的盘腿人像里看出"原始湿婆"或"原始瑜伽",把它当成后世印度宗教乃至禅修传统的源头。这类解读建立在未释读的图像之上,证据太薄。本书把它点到为止,不在这种基础上去搭一条通往佛教的因果链。就目前的材料看,印度河文明和后来的吠陀—婆罗门传统之间,没有可以坐实的直接教义继承。本书认为:这个开头是断裂的,并非顺接。

三、雅利安人与吠陀的形成

吠陀传统的承载者,是自称"雅利安"(ārya,意为高贵者)的一批讲印欧语的人群。

他们从哪来,曾是个被政治严重污染的问题。十九世纪的"雅利安入侵说"被滥用过;作为反弹,又出现了"本土起源说"(雅利安人原本就在印度,向外扩散),后者在当代印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近年的古 DNA 研究给出了较清楚的结论:公元前两千纪前期,带有中亚草原牧人血统的人群确实进入了南亚,其时间和路径与印欧语(含后来的吠陀梵语)的传入相吻合。34 据此推断,迁徙说成立。本书立场:采迁徙说,并判定"本土起源说"缺乏证据、是政治驱动的产物。还要补一句:这是人群和语言长期渗透式的流动,不是一支军队的一次性征服,"入侵"这个旧词容易误导。

这批人留下的最早文献是《梨俱吠陀》,核心部分约编成于公元前 1500—前 1200 年,地点在今旁遮普一带,即吠陀里说的"七河之地"。5 它靠口耳相传,靠一套精密的记诵技术保存,准确度高得惊人。由此可见,它是被人一代代背下来、传下来的作品。正统婆罗门教后来主张吠陀"无始天启、非人所作"(apauruṣeya)。本书不接受这个主张:吠陀是历史中由具体人群编出来的文献,有地域、有年代、有作者群。

四部吠陀各讲什么

四部吠陀按祭祀中的不同职能分工,并非四套并列的教义。6

吠陀 内容 祭祀中的用途 思想/宗教要点
梨俱吠陀 1028 首赞歌 劝请祭司(hotṛ)诵念 多神赞颂;晚期冒出对万有之源的思辨
娑摩吠陀 配上曲调的诗句,多取自梨俱 咏唱祭司(udgātṛ)歌咏 仪式的音声化、专业化;原创思想少
夜柔吠陀 祭祀经文与操作指令(分黑、白两支) 行祭祭司(adhvaryu)的操作手册 "祭祀万能"的文本基础
阿闼婆吠陀 咒语、禳病、爱憎诅咒,兼少量思辨赞歌 贴近日常与王室祭司(purohita) 巫术性强;另含时间、气息、宇宙支柱等思辨

吠陀宗教里有几位神祇,在后来的印度宗教史和佛教文献中会反复出现,值得在这里留个印象。

神祇 梵文 主要职能
因陀罗 Indra 雷雨战神,《梨俱吠陀》中颂文最多,战胜旱魔弗栗多(Vṛtra)
婆楼那 Varuṇa 宇宙秩序(ṛta)的守护者,道德审判
阿耆尼 Agni 火神,是神与人之间传递祭品的中介
苏摩 Soma 仪式饮料之神,兼指某种致幻植物
阎摩 Yama 死亡与冥界之主
生主 Prajāpati 梵书阶段兴起的创世主神,后来演变为梵天(Brahmā)

这些神祇进入佛教之后地位大为降低:因陀罗变成帝释天(Śakra),成为护法;阎摩变成地狱统治者;梵天(Brahmā)在佛传文学里扮演劝请佛陀说法的角色,但一切都要等佛陀同意。这个位置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立场的表达:佛教不否认这些神的存在,但拒绝承认他们是终极权威。

值得展开的是梨俱吠陀晚期(第十卷)的几首哲学性赞歌。《原人歌》(Puruṣa-sūkta, 10.90)用一场宇宙献祭来解释万有与社会等级的来历;《金胎歌》(Hiraṇyagarbha, 10.121)追问谁是创世的那一位;最耐人寻味的是《无有歌》(Nāsadīya-sūkta, 10.129),它问世界如何从"既非有、亦非无"中生起,最后甚至怀疑:那位高居天上的监临者,或许也不知道答案。这种把追问悬置、对最高神的全知也打上问号的姿态,是印度思想里很早的形而上学怀疑。

由此可见,吠陀内部本就有两股拉力:一股(夜柔、娑摩)把宗教推向越来越繁复的祭祀技术;另一股(梨俱晚期与阿闼婆的思辨赞歌)开始追问"一"和万有之源。本书认为,后面这股追问,正是通往奥义书乃至整个印度哲学的暗流,它在佛陀出生前就已经流动了几百年。

吠陀文献的分层

吠陀文献是层层累积的,按年代大致分四层。这条线索显示:婆罗门传统自身一直在变,到末端时,关注点已从"如何正确祭祀"转向"自我与终极实在是什么"。

层次 大致年代(公元前) 关注点
本集(Saṃhitā) 1500–1000 赞歌、咒语、祭词
梵书(Brāhmaṇa) 900–700 祭祀的解释与宇宙效力
森林书(Āraṇyaka) 800–600 祭祀的内化、隐居修习
奥义书(Upaniṣad) 800–500(早期) 梵我、自我、解脱

奥义书是佛陀时代思想的直接前奏,留到1.2细讲。

四、婆罗门教:祭祀、祭司与一套世界观

吠陀宗教的核心是祭祀(yajña)。在这套世界观里,宇宙秩序(ṛta)要靠正确举行的祭祀来维持;火供、祭品、咒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掌握这套技术的,是婆罗门祭司阶层。8

这里有一个后果值得点出。到梵书阶段,"祭祀有效"被推到极致,效力被认为来自仪式本身的正确,而不取决于神的意愿;神反倒成了被祭祀驱动的对象。由此可见,婆罗门作为祭祀技术的垄断者,权力极大。这种"靠外部仪轨求得果报"的思路,后来正是沙门思潮和早期佛教要正面顶撞的东西:佛教把重心从外部祭祀挪到了内在的心与行为。这层对立关系,记在这里,后面会反复用到。

婆罗门传统还给理想人生设计了一套时间表,分四个阶段(āśrama):梵行期(brahmacarya,从师学习吠陀)→家居期(gṛhastha,婚姻、生子、履行家主职责)→林居期(vānaprastha,子女成家后退隐森林修习)→遁世期(sannyāsa,彻底放弃财产与社会身份,以求解脱)。这个框架说明,在婆罗门体制里,放弃世俗并不算越轨,只是人生后半段的正道。沙门运动(包括佛教)最激进的地方,恰恰是把遁世的时间点大幅提前:不等到年老,年轻时就出走,而且往往是终身出家,不回头。这是佛教僧团与婆罗门四住期制度的一个关键差异,也是僧团能够在文化上被接受、但又被保守婆罗门视为异端的原因之一。

五、瓦尔纳:种姓的理论雏形

婆罗门传统给社会秩序提供了一套说法:四种姓(varṇa)。经典出处就是上面提到的《原人歌》,它把四种姓说成原人献祭时身体不同部位所生,给等级制套上了宇宙起源的外衣。7

种姓 职能 《原人歌》对应的身体部位
婆罗门 祭司、掌经典
刹帝利 武士、统治 双臂
吠舍 农牧工商 双腿
首陀罗 服役 双脚

要分清两件事。瓦尔纳是一套理论模型;后世真正森严的世袭职业群体(jāti,迦提)是更晚才发育成熟的,佛陀时代的种姓远没有后来那么固化。还有一点对理解佛教很关键:在东方恒河流域,刹帝利和新兴的富裕工商者地位上升,婆罗门的理论权威在那里并不像在西部腹地那样稳固。佛陀出身刹帝利,他的教团也吸纳各阶层的人。本书认为,这跟他活动的地理与社会环境是对得上的。

六、第二次城市化与东方的世界

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恒河中下游平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物质变革。铁器普及,森林被清出耕地,水稻农业产生了稳定的剩余;剩余带来了城市、专门的工商阶层和远距离贸易;打印记银币这类最早的钱币开始流通。这通常被称作印度的"第二次城市化"(第一次是印度河文明)。9

政治上,平原上散布着若干国家,佛教与耆那教文献都记下了"十六大国"的说法。其中摩竭陀正在崛起,日后将吞并邻邦、成为印度第一个大帝国的基础。2 在这些王权国家之外,恒河流域还存在另一类政治共同体:以贵族议事会共同治理的部落共和制,印度文献称之为 gana(群)或 sangha(众),有时并称 gana-sangha。释迦族(Śākya)就属于这类。他们没有世袭的专制君主,重大决定由贵族成员的集会表决。2 这个背景对理解佛教有直接意义:佛陀建立的僧团同样叫 sangha,同样依靠集体表决(白四羯磨等程序)处理重要事务。sangha 这个词原本就带着平等共议的政治含义,佛陀把它直接挪用过来,很可能是有意为之,用共和式的组织逻辑对抗婆罗门的等级权威。

对思想史来说,重点在于这场变革制造了一个新的人群:住在城里、手里有钱、从旧的部族—祭祀秩序里松动出来、愿意资助新观念的人。据此推断,游方的思想者有了听众和供养,新学说有了流通的市场。佛陀的教团能够兴起、能够获得国王与富商的支持,离不开这个物质前提。本书立场:把佛教当成凭空出现的纯精神事件是错的,它生长在一个具体的、正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土壤里。

七、思想的躁动,与"大摩竭陀"问题

到佛陀的时代,几组观念已经在流通:业(行为带来后果)、轮回(saṃsāra,生死相续)、以及从轮回中解脱的追求。这些是当时几乎所有印度思想流派共享的问题框架,婆罗门、佛教、耆那教都在其中。它们的细节放到第二、三章讲。

这里要点出一个当代的争论。传统叙述把业、轮回、苦行求解脱都算作吠陀—婆罗门传统的产物,佛教只是对它的"反动"。Johannes Bronkhorst 在《大摩竭陀》(2007)里提出另一种看法:佛陀活动的东方恒河流域,本来就有一套不同于西部婆罗门腹地的文化,业与轮回的某些核心观念可能正源于这一东方文化,而非吠陀。10 这个假说有争议,本书不把它当定论,但认为它值得认真对待。它至少说明,把业、轮回和解脱观一概追溯到吠陀,并不是唯一可用的解释;东方恒河流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来源。

下一章进入奥义书,看这套"自我—终极实在—解脱"的问题是怎么被提出来的;1.3再转向沙门诸派,那里离佛陀本人的处境更近。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Heinz Bechert (ed.).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 Die Datierung des historischen Buddha, 3 vol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1997. 

  2. Romila Thapar. 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 Vagheesh M. Narasimhan, Nick Patterson, et al.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Science 365, no. 6457 (2019). 

  4. David W.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Michael Witzel. "Vedas and Upaniṣads."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induism, ed. Gavin Flood. Oxford: Blackwell, 2003. 

  6. Jan Gonda. Vedic Literature: Saṃhitās and Brāhmaṇa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5. 

  7. Wendy Doniger O'Flaherty (trans.). The Rig Veda: An Anthology. London: Penguin, 1981. 

  8. Gavin Flood. An Introduction to Hindu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F. R. Allchin.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Historic South Asia: The Emergence of Cities an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Johannes Bronkhorst. Greater Magadha: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Early India. Leiden: Brill,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