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噶举派与大手印

噶举(Bka'-brgyud,意为"口传传承"或"教言传承")是藏传佛教诸派中修行传统最鲜明的一支:它的合法性来自从师父到弟子一代一代的直接传授,不靠文本考证或宗派历史来支撑。这是一种无法被文本完全替代的活的传递,也是噶举与宁玛(依赖伏藏文本)和格鲁(依赖文献学习与辩论传统)最根本的气质差异。

噶举的最高教法是大手印(Mahāmudrā,巴利 Mahamudda,藏 phyag rgya chen po,字面意为"大的印契"),即对心性的直接认识,无需通过繁复的观想和次第,只需当下直指。这个"直指"并非宣告一套教义;它是上师为弟子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让弟子当下认出自心的本来状态。

一、来源:从印度到西藏的传承链

印度的根:那洛巴与梅日巴

噶举的印度传承,追溯到两位大成就者(mahāsiddha,大悉地者):

那洛巴(Nāropa,约 1016—1100 年,年代有争议)是超戒寺的著名学者,据传在顿悟之后放弃寺院生活、出走寻找上师帝洛巴(Tilopa),经历了十二大考验和十二小考验,最终获得直接传授,成为大手印传承的核心人物。那洛巴整理和传授的《那洛六法》(Nāropā's six dharmas),包括拙火定(gtum mo)、幻身(sgyu lus)、梦瑜伽(rmi lam)、光明('od gsal)、中阴(bar do)、迁识(pho ba),是圆满次第的核心修行,日后成为噶举派修行体系的基石。1

梅日巴(Maitrīpa,约 1007—1085 年)是那洛巴的同时代人,以大手印的直接传授著称,从他处得到的大手印心要,着重当下认识心性的顿入方式。马尔巴从两位大师处各得不同侧重的教法,汇聚于藏传传承中。

这两人的历史面目,与围绕他们的神奇叙事(帝洛巴手捧鱼、那洛巴的考验故事等),区分起来比较困难。本书把核心人物的存在当作历史可信的,把那些考验的具体细节当作教化性叙事,不逐一当作史实。

马尔巴:翻译师与传承奠基人

马尔巴(Marpa Lotsāwa,马尔巴·却吉洛哲,1012—1097 年)是噶举的实际创始人。他是一位有妻有子、经营农地的藏人在家居士,并非出家僧侣,这在传统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噶举的来源是居士上师的直接传授,不出自寺院体系。

马尔巴三次远赴印度(约 1042、1059、1073 年),每次耗资巨大,带着金子换取教法和文本。他从那洛巴和梅日巴处系统学习了密续教法,回藏后开始传法,最重要的弟子是密勒日巴。他的翻译工作使他获得"洛扎瓦"(lotsāwa,译师)的称号,但与仁钦桑波专注于文本翻译不同,马尔巴更在意的是活的修行传承,文本对他来说只是载体。2

二、密勒日巴:传承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修行者

密勒日巴(Milarepa,Mi-la-ras-pa,1052—1135 年,年代有争议)是整个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也是噶举传承的精神象征。

他的生平,通过藏纽·赫鲁嘎(gTsang-smyon Heruka,"藏地疯行者",俗名桑杰坚赞,1452—1507 年)编写的传记《密勒日巴传》(rNam thar),成为西藏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读者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传佛教文本之一。这部传记本身是十五世纪的创作,对历史的可靠程度与文学和宗教的建构同样重要,本书读它时保持这个意识。2

据传记,密勒日巴青年时曾因家仇学黑魔法、杀死多人,后悔恨深重转而学佛。他寻访马尔巴,马尔巴以极严苛的方式磨砺他(命他一次次独力建造和拆除石塔),将所有积累的恶业以苦行方式偿还,才最终传授教法。此后密勒日巴在山洞里独自修行多年,据说以苦行致使身体变成绿色,以唱道歌(mgur,"道歌")来传授教法,最终成就。

在噶举传承的意义上,密勒日巴代表的是:大手印的教法,可以在没有丰富寺院学习背景的情况下,通过一生专注的修行而实现。他的身份不是论师;他是一位全身心投入修行的苦行者和瑜伽士,这与格鲁派偏重系统学习的路线形成了显著对比。

三、冈波巴:噶举的系统化者

噶举真正成为有组织的宗派,是从冈波巴(Gampopa,Dvags-po Lha-rje,1079—1153 年)开始的。

冈波巴的背景很特殊:他早年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噶当派僧侣(医生背景,故有时被称为"达波大夫"),接触密勒日巴之后转向了噶举的修行。他把两者结合:以噶当派的显教修行次第(从道德训练到禅定,从阿底峡的道次第框架入手)为基础,以大手印的直接认识为顶点。这个结合,成为噶举派最具影响力的修行框架。1

冈波巴留下的最重要著作是《解脱庄严宝》(Dvags-po Thar-rgyan),这是一部系统化的菩萨道论著,把噶当的道次第与大手印传统整合在一起,成为噶举派的基础教科书,至今广泛流传。

冈波巴有多位重要弟子,各自建立了不同的支系,形成了后来噶举诸多分支的来源。

四、噶举的诸多分支

噶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分支最多的一支。主要分支如下:

噶举派的传承与分支

四大八小传承是传统的说法,四大来自冈波巴的直传弟子,八小从帕木竹巴的弟子发出:

主要支系 创始人 特点
噶玛噶举(Karma Kagyu) 都松钦巴(第一世噶玛巴,1110—1193) 黑帽法王传承;至今规模最大,噶玛巴传承仍延续
帕竹噶举(Phagmo Drupa Kagyu) 帕木竹巴(1110—1170) 十三世纪一度政治势力最强
止贡噶举(Drigung Kagyu) 止贡觉巴·仁钦贝(1143—1217) 以迁识教法(颇瓦)著称
竹巴噶举(Drukpa Kagyu) 扎巴华桑(1161—1211)之后 今在不丹为国教;藏语"竹巴"意为"雷龙"(不丹国旗)
达隆噶举(Taglung Kagyu) 达隆唐巴(1142—1210) 较小,今多与其他传承合流

噶玛巴传承是噶举中历史最长、至今最广为人知的:都松钦巴被认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活佛"(转世喇嘛,tulku,sprul sku)身份被认定的人物。这个制度此后成为整个藏传佛教最具特色的传承机制,格鲁派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体系,都是这个制度的延伸。

五、大手印:心性的直接认识

大手印(Mahāmudrā)是噶举的最高教法,也是藏传佛教中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修行传统之一,因为它的核心恰恰是指向那个无法被文字完全捕捉的东西。

三个层面的大手印

噶举传统通常把大手印分为三个进路:

基大手印(ground Mahāmudrā):对心性本身(sems nyid)的哲学描述。心性是空的,同时是明知的(明空不二,stong gsal);它无来无去,不是任何概念所能完全描述的,但它恰恰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这是大手印的本体论层面。

道大手印(path Mahāmudrā):修行的方法。通过安住于心的当下状态,不追不拒,让念头自然生灭而不被其带走,逐步熟悉心性的本来面目。具体的修行分为(śamatha,奢摩他)和(vipaśyanā,毗婆舍那):止是让心安定下来,观是直接认识安定之心的本来状态。

果大手印(fruition Mahāmudrā):修行圆满的状态。普通轮回的心('khor ba'i sems)与觉悟的心(byang chub sems)无二,分别心消融,明空觉性的状态稳定而持续。这与成佛并无区别,只是把本来就有的东西"认出来"。3

大手印与止观

大手印修行的核心,在于对"修行"本身的态度转变。在很多渐修系统里(如觉音的七清净),修行是朝着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一步步前进。大手印的态度则不同:目标(觉悟)就在心当下的状态中,既不需要添加什么,也不需要除去什么,只需要"认出"(認出)。

这个"认出",在噶举修行里往往靠上师直接传授实现:上师在适当的时机,用各种方式(问题、示现、推打、一个手势),在弟子最不设防、最不预期的时刻,指示那个"认出"。这种传授方式,使噶举传承对上师—弟子关系有极高的要求和极深的强调。

大手印与中观

大手印的心性,和中观的空性,是同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噶举传统通常的答案是:两者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实相,但进路不同。中观从分析入手(分析一切法无自性),大手印从直接认识入手(直接认识心性),最终到达的地方相同。冈波巴在《解脱庄严宝》里,甚至把大手印定位为"无需依赖中观分析的直接道"。这在藏传哲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主张,因为它暗示大手印可以绕过显教的哲学系统直接抵达觉悟。

这个主张引起了争议。格鲁派(11.6细讲)认为,不经过中观的正见理解,根本无法真正认识心性;那样的"认识"充其量只是一种禅定的安静状态,距离真正的觉悟还有一步。噶举方面的回应是:这恰恰是被经院学问所局限的说法;大手印的传统从帝洛巴、那洛巴就开始了,几百年来出了无数的大成就者,这些成就者的体验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书立场:这场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两套语言体系在描述不同的修行路线,双方都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分歧的实质在于"认识心性"是否需要以中观正见为前提。这是一个修行论层面的争论,目前没有被公认的定论。

六、那洛六法:圆满次第的身体修行

大手印是噶举的认识论高峰,那洛六法是噶举的圆满次第修行。两者是同一传承的两个维度,相辅相成。那洛六法已在前面提到,这里略作内容展开:

藏文 修行核心 功能
拙火定(灵热) gtum mo 引发中脉内的热能,以此化解气脉障碍,引向明光体验 净化气脉,基础法
幻身 sgyu lus 认识梦、显现的现象如幻影一般,与空性无二 对治对"真实"的执取
梦瑜伽 rmi lam 在梦中保持清明意识,认识梦的觉性 为死亡中阴的认识做准备
光明 'od gsal 认识睡眠中、禅定中以及死亡时出现的明光 在无意识状态中保持觉性
中阴 bar do 死亡到再生之间状态的认识与驾驭 利用中阴状态解脱或选择再生
迁识 pho ba 临死时将意识迁移到净土或特定位置 确保死亡时的方向,为不能当下解脱者提供出口

这六法的修行需要具足灌顶、口诀和适当的前行,不是公开教授的内容;在今天,某些部分(尤其光明和中阴的教法)因《中阴救度》(Bardo Tödol,西方通称《西藏度亡经》)的流行而广为人知。《中阴救度》本身是宁玛伏藏文本,不是噶举正典,但两者在精神上有相当的联系。4

七、噶举的历史影响

噶举在西藏政治史上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帕竹噶举在十四世纪一度取得了对西藏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控制权;噶玛噶举的噶玛巴传承在十五至十七世纪与中国明朝皇室保持密切联系,获得"大宝法王"称号,影响力遍及整个藏区。

在修行传统上,噶举最深的贡献是确立了一种在藏传佛教中独特的强调:觉悟不在于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而在于放下一切造作的努力,当下认出本来就有的东西。这种强调,与大量文献研习的格鲁派,以及依赖伏藏文本权威的宁玛派,各自构成了藏传佛教内部不同的气质和路线。

噶举在当代的影响主要通过几条线索延续:

  • 噶玛巴传承至今持续,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目前有两位候选人(乌金钦列多杰和泰耶多杰),分别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被承认,这是藏传佛教近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传承认定争议之一(见11.8)。
  • 竹巴噶举在不丹是国教,对不丹的宗教文化有全面的影响。
  • 大量噶玛噶举和其他支系的上师活跃于欧美,是西方最常见的藏传佛教传承之一。
  • 大手印作为修行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和修行界引起了相当的研究关注,与禅宗公案传统的比较研究是近三十年来跨传统研究的热点之一。

密法与禅宗:表象迥异、结构同源的"取巧"逻辑

这里想把一个贯穿性的观察明确说出来:密法(金刚乘)与禅宗,在表象上差异极大,但在核心逻辑结构上,共享了同一种"取巧"思路。更贴近地讲,两者都是对"常规渐修路径"的同样类型的绕过。

禅宗的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觉悟并非通过积累才到达的目标;它是在当下认出"本来就在的东西"。时间在这里坍缩:此刻这一认识就是觉悟,路程与目的地合而为一。

密法(尤其大手印和大圆满)的路:以果为道(果乘,phala-yāna),将成佛的结果直接在修行中实例化。修行者在观修中以佛的身份、语言、意识运作(佛慢,jñānasattva),重点不在培育走向佛的因,而在直接体现佛的果。这同样是一种时间结构的根本颠倒:果在因中当下显现,因果的线性次第被压缩。

两者的共同逻辑是:目标已经在这里了,修行是在认识/显现它,并非建造它。渐修传统(包括南传内观的次第、觉音的七清净、格鲁派的五道十地)预设了一段"从这里走到那里"的旅程;禅宗和密法的共同主张是,这段旅程在其最深层并不必要,因为你从未真的离开目的地。

表面的巨大差异不应掩盖这个结构同源。禅宗崇尚简朴、反仪式、一切繁文缛节均为障碍;密法的外表是极度复杂的仪轨、观想、本尊、手印、咒语、灌顶资格。两者在外观上极为不同,但在修行哲学的深层架构上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如何从"不觉"跨越到"觉"? 禅宗说一跃即至;密法说以果为路,直接把自己安放于"已觉"的状态中。

学术层面,这个比较有多处支撑。桑耶论诤(11.1)的历史语境本身就暗示了这一点:当印度渐修派与汉地禅宗在西藏的王廷上争论时,背景恰恰是金刚乘传入西藏的同一时期,而金刚乘本身也属于"压缩时间"的修行类型。佛护-月称一系的渐修中观,面对的是来自两个方向的"快速路径"(顿悟与密续)的竞争。Gómez 在分析摩诃衍立场的语境时注意到这种并置,Kapstein 也在对后弘期历史的研究中指出,大手印传统与Chan传统在"反对次第积累"这个层面的结构相似性。5

这个比较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同样是共享的。禅宗历史上曾产生相当数量的"悟后无需戒律"的流弊(11.8已提);密法历史上"密续高于戒律"的流弊更甚(阿底峡批评的正是这个,见11.2)。两者的结构性风险是同源的:如果本来就是佛,修行不过是认识,那么持戒、守规的必要性从何而来?禅宗和密法都有自己的回答(禅宗:持戒正是觉性的自然流露;密法:灌顶资格和誓言仍然必须维持,因为误解本质而放逸是最大的误解),但这两套回答在实践中并非总能防止那个逻辑被滥用。

本书认为:把密法与禅宗的这一结构共性说出来,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这两个表面上迥异的传统,在"非议渐修路径"和"被渐修传统的代表(格鲁派,南传)批评"这两件事上,处境如此相似。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答案,只是包裹这个答案的文化形式完全不同。

延伸阅读

  • David Seyfort Ruegg. Buddha-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9.(大手印与中观关系的哲学分析;顿渐问题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Herbert V. Guenther (trans.).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Nārop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那洛巴传记及那洛六法的学术研究) 

  2. Tsangnyön Heruka. The Life of Milarepa, trans. Andrew Quintman. London: Penguin, 2010.(密勒日巴传记现代英译;另见 Lobsang P. Lhalungpa (trans.), The Life of Milarepa. New York: Dutton, 1977) 

  3. Takpo Tashi Namgyal. Mahamudra: The Quintessence of Mind and Meditation, trans. Lobsang P. Lhalungpa. Boston: Shambhala, 1986.(大手印最重要的传统论著之一,达波扎西南杰,约十六世纪);另见 Roger Jackson and John Makransky (eds.), Buddhist Theology: Critical Reflections by Contemporary Buddhist Scholars. London: Curzon, 2000(大手印与中观争论部分) 

  4. Chögyam Trungpa and Francesca Fremantle (trans.).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The Great Liberation through Hearing in the Bardo. Boston: Shambhala, 1975.(《中阴救度》英译;那洛六法与宁玛传统的关系见译本导论) 

  5. 大手印/密法与禅宗的比较研究,参 David Seyfort Ruegg. Buddha-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SOAS, 1989.(此书是该比较研究的奠基文献,详析"顿渐"问题在印藏传统中的哲学地位);Matthew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六至七章(桑耶论诤语境中的顿渐对立与密法定位);Luis O. Gómez. "Indian Materials on the Doctrine of Sudden Enlightenment"(已见第一章注);Sam van Schaik. "The Origin of the Term 'Mahāmudrā.'"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7 (2013).(大手印与早期禅宗文本的文献比较);Robert Sharf. "Buddhist Modernism and the Rhetoric of Meditative Experience"(已见10.8章注):Sharf的"直接性修辞"(rhetoric of immediacy)概念,正适用于禅宗与密法共同具备的这种"跳过中间步骤"的话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