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近现代藏传佛教¶

前几章建立了藏传佛教的历史框架：从前弘期到各大宗派的成形，从自空/他空的哲学辩论到格鲁政教合一体制的顶峰。这一章转入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西藏从"边缘文明"的封闭状态中被抛入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全球化的冲击之中。

这段历史充满了政治高压、文化毁灭和精神传统的坚持，同时也见证了一个古老传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全世界传播。藏传佛教在这个时期的遭遇在整个佛教史上找不到对应的先例。

一、十三世达赖：危机中的最后努力¶

从格桑嘉措看达赖喇嘛制度中的清朝干预。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清朝的干预深入到了达赖喇嘛的认定过程。清廷通过驻藏大臣（Ambān）对西藏施加影响，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包括以金瓶掣签方式决定转世认定的规定。清廷视之为减少政治操纵的措施，但实际执行情况历史上一直复杂。第八世至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几乎没有一位能活到成年亲政，"摄政操纵"的问题严重，清朝官方记录和藏传传统对这段历史有不同的叙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Thubten Gyatso，1876—1933年）是这一系列中第一位活到成年、并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达赖喇嘛，历史上有时被称为"大第十三"。他的执政期，恰好与西藏被多股大国力量争夺的最激烈时期重叠：

英国入侵（1903—1904年）。为阻止俄国可能渗入西藏，英国派遣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军入侵，攻至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期间与俄国代表接触。随后他返回西藏，开始摸索在英国、俄国、中国之间保持西藏独立性的可能性。

宣统三年（1911—1912年）清朝驻军叛乱，加上辛亥革命导致清廷崩溃，驻藏清军撤离，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发表了通常被藏方称为"独立宣言"的公告，宣布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终结，西藏政府自行管辖。中国各届政府从未承认这一宣言的法律效力，这是此后数十年西藏地位争论的历史起点。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生命最后十年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包括建立现代军队、引入电报和邮政、设立世俗教育机构等，但这些改革受到了僧侣阶层的阻力。他于1933年去世，留下一个在政治上尚未完成现代化、在组织上仍高度依赖寺院体制的脆弱西藏政体。¹

二、1950—1959：并入、起义与流亡¶

1950年的军事行动与十七条协议¶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西藏东部（昌都战役），藏军迅速失败。谈判随后展开，1951年5月，西藏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确认西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同时承诺保留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地位。

十七条协议的谈判过程和内容在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叙述里有极大分歧：中方视之为主权范围内的地方化解，藏方（尤其流亡政府）认为它是在军事压力下签订的、违背意愿的条约。本书记录这个分歧，不对其法律性质作裁断。

1950年代的张力积累¶

1950年代，在西藏中部（卫藏）政治体制暂时得到保留的同时，西藏东部（康区和安多）的政治和宗教变革推进更快，包括土地改革、废除寺院特权等。这个区域的变革引发了大规模的抵抗，并形成了向拉萨聚集的大批难民和武装力量。

1959年三月起义与达赖喇嘛流亡¶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议，导火索是关于解放军计划拘押达赖喇嘛的传言（此说法中方否认），随后被镇压。3月17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秘密离开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随后宣布废除十七条协议。

这是藏传佛教近现代史上最决定性的一刻。此后西藏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在境内和境外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²

三、文化大革命：毁灭与存活（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对西藏的宗教文化造成了这段历史里最严重的破坏。

破坏的规模。全西藏绝大多数寺院被关闭、损毁或摧毁（数据各方估计从数百座到数千座不等，估算差异很大；可信的是规模极大）。大量宗教文物、唐卡、经典被销毁。僧侣被强制还俗、参加批斗会，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被发配劳改营。宗教活动在大部分时间里完全停止，公开的修行成为危险之举。

存活的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传统如何存续？大致有几条渠道：其一是极度危险中的地下私下修行，一些僧侣和在家众仍以秘密的方式维持修行；其二是记忆，在没有文本、没有寺院的条件下，依靠记忆传承的能力（这与前弘期的口诵传统有某种回响）；其三是流亡社区，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者不受这场破坏的直接影响，继续传承；其四是蒙古、中国内地的少数藏传佛教社区，境遇各有不同。

后文革的"遗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量寺院传承断裂，不少宗教典籍和传统实践只能靠流亡社区来维持；而流亡社区自身也经历了与西藏本土文化的隔离，发展出了它自己的变化。这使"境内西藏佛教"和"流亡/海外西藏佛教"之间出现了愈来愈深的差距。

四、1980年代以来：有限重建与持续压力¶

1978年以后，允许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恢复。西藏的部分寺院得以重开或重建，宗教活动在限制之下部分恢复，一些被关押的僧侣获释。

198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亲赴西藏，承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坏是错误的，推动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个时期相当短暂：1988—1989年前后，西藏的大规模抗议导致西藏当局在1989年3月宣布戒严，随后是更严格的安全管控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1995年，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问题成为一个新的高度敏感的政治节点：

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争议。1995年，第十世班禅喇嘛确吉坚赞（1938—1989）去世后，其转世认定由达赖喇嘛提名和中国政府分别进行：

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认定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1989年生）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中国政府于同年11月另行认定坚赞诺布（Gyancain Norbu，1990年生）为班禅喇嘛，通过金瓶掣签仪式产生；
根敦确吉尼玛在被达赖喇嘛认定后数天即被当局带走，此后长期下落不明。

这场争议至今未解。它表面上是转世认定的技术问题，实际牵涉"谁有权认定宗教传承"这个根本权威争论，也直接预示了未来达赖喇嘛认定问题的走向。²

五、流亡传统与海外重建¶

达兰萨拉与流亡政府¶

1959年流亡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获得印度政府的支持，在喜马偕尔邦的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达兰萨拉此后成为藏传佛教在海外的精神中心，聚集了数以万计的藏人，建立了寺院、学校、医疗机构和政治机构，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流亡社区。

南印度大寺院的重建¶

历史上位于西藏的三大格鲁寺院（哲蚌、色拉、甘丹），在流亡条件下以规模较小的形式在印度南部（今卡纳塔克邦，Karnataka）重建，集中在明珠林（Mundgod）和班佳罗尔（Bylakuppe）周边地区。噶举派、萨迦派、宁玛派也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重要的传承中心。这批海外重建的寺院今天是全球藏传佛教学术传承最重要的基地。

文本的保存¶

西藏境内文革时期的大规模破坏，使文本的记录和保存成为极迫切的任务。达兰萨拉的"藏族著作文献图书馆"从1970年代起系统收集、编目和数字化流亡社区带出的文本；E. Gene Smith（尤金·史密斯，1936—2010年）等学者在将藏传佛教文献全面记录方面贡献极大，他创立的"藏学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现名 BDRC）至今是最重要的藏传佛教数字图书馆之一。

六、藏传佛教走向全球¶

传播的起点¶

流亡带来的意外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藏传佛教向西方传播。当藏人上师流亡印度、再从印度前往欧美，他们带去的不仅是个人行踪，也是一整套传承体系。西方受众从1960年代起开始对亚洲精神传统产生强烈兴趣，恰好形成了一个接受这批传承的文化条件。

几位重要的早期传播者：

创巴仁波切（Chögyam Trungpa Rinpoche，1939—1987年）是噶举和宁玛背景的上师，1970年在美国建立了那烂陀基金会和香巴拉系统，以独特的方式（包括世俗化的呈现）把藏传佛教带给西方受众，影响极广，也因为个人行为（饮酒、不持僧戒等）引发过争议。

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1947—2019年，宁玛背景）以《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1992年）使藏传佛教的中阴（死亡过程）教法广为人知，这本书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藏传佛教书籍之一；他晚年也因对弟子的行为不当指控而受到调查和批评。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全球讲法活动及其与科学家（Richard Davidson、Francisco Varela、Wolf Singer等）在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对话构成了迄今影响最广的一种藏传佛教全球传播方式。

西方修行中心与学术研究¶

今天，藏传佛教修行中心分布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拉丁美洲、东亚等地，各大宗派均有代表。同时，藏传佛教学术研究（Tibetology，藏学）在欧美大学里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

藏传佛教在汉族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传播是近三十年来另一个显著现象：汉族学佛者学习藏传佛教的规模急剧增大，形成了所谓"藏密热"（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个传播方向的规模和复杂性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且至今仍在发展中。

七、几个持续的争议¶

达赖喇嘛转世认定的争论¶

11.6已点出这场预期中的冲突：中国政府声称依据金瓶掣签制度拥有达赖喇嘛认定的最终权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则表示他可能不会在中国管辖的西藏境内转世，甚至可能选择终止这一世系。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藏传佛教的传承认定，历史上是由宗教高僧而非国家权力来决定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历史上清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参与认定的制度（金瓶掣签），这个制度应当继续有效。两种立场各有其历史依据，且不可能在不选边站的情况下被调和。

本书预计这场争论在第十四世去世后将成为国际焦点，并可能导致两个平行的达赖喇嘛系统同时存在，形成类似于班禅喇嘛目前的局面。这将使"谁是合法的藏传佛教代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噶玛巴传承的两位候选人¶

11.4（噶举派）已提到，第十七世噶玛巴目前有两位被不同方认定的候选人：

乌金钦列多杰（Orgyen Trinley Dorje，1985年生）：由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双方认定，但他于2000年秘密出走中国，此后在印度度过，未返回西藏，与达赖喇嘛系统保持紧密关系；
泰耶多杰（Trinley Thaye Dorje，1983年生）：由噶玛噶举的部分传承持有者（尤其Shamar Rinpoche，已故）认定，主要在海外活动。

这场争议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法律和宗教上都还没有被解决。两位"噶玛巴"都有各自的追随者和修行中心，噶玛噶举传承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分裂状态。

多杰雄天（Dolgyal）争议¶

格鲁派内部有一个独特的争议：多杰雄天（Dolgyal，又称Dorje Shugden）是一个护法神（dharmapāla，dharma protector），在格鲁派中有相当数量的修行者将其作为主要护法。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90年代开始强烈反对这一修行，认为它与他自己的护法传统相冲突。这导致了达赖喇嘛与多杰雄天修行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甚至导致格鲁派内部的分裂。本书记录这个争议，不就其宗教意义作裁断。

八、当代面貌¶

近现代的藏传佛教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经历了帝国主义的冲击、国家的兼并、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流亡与重建、全球化的传播。这是一个传统在极端历史压力下的生存与转变史。

近现代藏传佛教：流亡、重建与双轨并行

两条轨道是当代藏传佛教最基本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在境内（及周边藏区）在党和国家的管理框架内运作的藏传佛教；这个传统经历了文革的毁灭和部分重建，今天在"爱国主义教育"的政策框架下运作。其二是在流亡社区（以达兰萨拉为中心）、在海外修行中心，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藏传佛教；它与西藏本土的联系越来越稀薄。

两条轨道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某些传承只在一方保存了完整的传授，某些争议使两者之间的联系成为政治高压地带。

关于未来，本书只记录几个确定的结构性约束：达赖喇嘛的认定问题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是政治高度敏感的事；西藏境内的宗教管理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是国家主导的；藏传佛教在全球的传播会继续在没有压力的环境里自由发展，但同时也会面临"脱离根源"和"商业化"的挑战；藏传佛教与现代科学（尤其认知科学）的对话会继续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建立的框架下推进。这些结构性约束就是藏传佛教未来几十年将在其中运作的现实。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4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2019.（现代西藏史最权威的学术研究；涵盖1913年至2008年；批判性综合了各方史料） ↩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1947年以来西藏史的权威叙述；尤其1950—1959年及文革时期） ↩↩

第八章 近现代藏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