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了大乘经(四)·部派与年代¶
本专题 DOI 10.5281/zenodo.23268244
专题系列《谁写了大乘经》四篇之四。前三篇讲经文怎样描写自己的传经人,在家塔寺说怎样被推翻,林居说与法师说各据什么。本篇问剩下的三件事:写经的人属于哪个部派,经写在什么时候,写在什么地方。第一篇读经文的自述,第二篇讲平川彰一说的兴衰,第三篇讲林居、书写与说法者三种解释。
本篇的结论有三层。其一,作者是部派僧团里受过训练的比丘,这一点各家一致,根据是制度而不是经文:印度从来没有大乘戒本,出家只能经某个部派的受戒法脉,犍陀罗出土的大乘写本全部混在部派文本的藏卷里。至于属哪一个部派,辛嶋静志的大众部说是一条推论,主流不接受单一归属,本书也不接受。其二,年代有三张互不重合的表:写本把最早的《八千颂般若》定在公元一世纪,谱系推到公元前一世纪;汉译把一批经的书面下限定在一七九年;碑铭里"大乘"之名在印度本土要到六世纪初才出现。三张表都对,它们量的不是同一件事。其三,地点不可定:犍陀罗与案达罗两说各有线索,最早的写本出在犍陀罗与那里的气候有关,本书取"不可定"的位置。各节所答的追问如下:
| 追问 | 容易想成的样子 | 本篇 |
|---|---|---|
| 怎么知道作者是比丘 | 经里说法的是菩萨,作者就是菩萨 | 第一节 |
| 属哪个部派 | 大众部,因为大众部"进步" | 第二节 |
| 写在什么时候 | 公元前后,一个日期 | 第三节 |
| 写在什么地方 | 犍陀罗,因为写本出在那里 | 第四节 |
| 本书怎样判 | 大乘经是某个部派在某地某时的作品 | 第五节 |
一、作者是比丘,这一点怎样定下来¶
这一点不是从经文里读出来的,是从制度里推出来的。Silk 二〇〇二年的论证最简:大乘经对部派的思想与文献熟悉到无所不知的程度,作者只能是受过教育的比丘,更可能是比丘的社群;而在印度,成为比丘只有一条路,经某个部派的受戒法脉受具足戒。他接着问,这些比丘能不能脱离法脉另立门户,答案是不能:"脱离出去的比丘没有自己的律,便无法在自己的法脉里继续为新比丘授戒。"没有自己的律,就不能给新人受戒,一个脱离出来的社群只能靠改宗已受戒的比丘维持,不可能在制度上独立。加上"若此说不误"的限定,并声明"没有证据"不等于"绝对没有"。1
这个论证的前提,三十年代的 La Vallée Poussin 已经说过:"从律的角度看,大乘并不自主。"大乘的信徒是大众部、法藏部、说一切有部等传统的比丘,受菩萨的愿与规约时并不放弃受具足戒那天所受的律。辛嶋静志二〇一五年用无著世亲兄弟举例:两人改宗大乘,却终身是说一切有部的比丘,每半月诵的仍是有部的戒本,"印度既没有大乘的波罗提木叉,也没有一个以大乘比丘的身份受戒的比丘"。义净七世纪末的定义与此相合:礼菩萨、读大乘经者为大乘,不为者为小乘,同一部派可此处大乘彼处小乘。2
写本给了这个推论一件实物。二〇一〇年以前识别出的六种犍陀罗语大乘写本,没有一件单独出土,全部混在以部派文本为主的藏卷里:巴焦尔藏里有两种戒本、一集羯磨、一部《中阿含》经和一部阿閦佛系的大乘经;分裂藏里《八千颂》与一卷譬喻集同出。Allon 与 Salomon 说这似乎支持目前多数学者的看法,写大乘经的人不住在独立的社群里,是各部派僧团里受了具足戒的常住成员。Strauch 说得更硬,大乘写本与传统经典并存一处"无疑证明新运动至少有些群体与所谓主流佛教的建制保持着密切的制度联系"。3 两人同时列出了反面的可能:一所寺院藏着一两部大乘经,不能自动证明寺里有人修大乘,可能是为了批驳而收藏,可能是借阅,可能是访客遗留;对巴焦尔的那卷,"我们不知道是谁抄的、谁出的钱、是不是在出土的那所寺院里写的"。他们的结论因此只到"或至少在邻近的寺院里"有大乘的信奉者为止。4
这件事还有一个制度上的机制,佐佐木闲二〇〇九年提出,与本站《提婆达多》专题第二篇讲的是同一条律。破僧的定义在阿育王时代被改过:从前,倡与佛相违之说、邀人另立僧团就是破僧;改定之后,只有同一僧团分成两组各自行布萨等羯磨才算破僧。于是持异见的比丘只要共行羯磨,就是合法的僧团成员,"此后佛教成了一种只要参加同一套集体仪式、什么教义都可以容许的宗教"。他把这个机制当作大乘能在各地同时从部派内部涌出的温床,并说这一段"略去一切详细论证,只给结论",后文的推想"只是推测"。下田正弘为他背书,说大乘经对僧团状况的描写本于律中破僧的记载,佐佐木"应记一功";也转述了李慈郎据《憍赏弥犍度》提出的疑问。5 Walser 从另一头看同一条律:在大众部律下,宣讲不合众经、要求抄写不合众经的比丘可以被控破僧,大乘比丘"在佛教僧团法下很容易被控煽动破僧";他们留在寺院里,靠的是把新经说成佛语,以及寺院对佛语的抄写与保存承诺。他自认这些策略的推断"这里没有确凿的铁证"。6
印顺在一九八一年从汉译经律得出同一个结论,措辞最重:初期大乘经“決不是離開傳統的部派佛教由不僧不俗的第三集團所闡揚出來”,它是“從部派佛教中傾向於佛德菩薩行的少數比丘或重信或重智或重悲多方面傳出”;逐部检讨近三十部早期译经之后,他说“初期大乘的傳宏者多數是比丘也有少數的在家人”。7
二、属哪个部派:大众部说的两次沉浮¶
大乘出于大众部,是十九世纪的旧说,二十世纪后期被放弃,近年由辛嶋静志以新材料重提,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已登记了这段沉浮,并处理了他二〇一八年以阿逸多与弥勒异名立论的一篇。本节看他二〇一五年那篇题为"谁写了大乘经"的论证,因为它的题目正是本系列的题目。
他的路线从经题入手。现存梵本与藏译里那套"某某大乘经"的经题是后人改的;早期汉译与经录能把经题的变迁还原为四级,*vevulla,vaitulya 即汉译的"方等",vaipulya 即"方广",最后才是"大乘经"。他统计道安录、《出三藏记集》与《历代三宝纪》里三类经题的分布,得出后来叫大乘经的那批经原来标的是方等,"大乘"作为经题约四百年前后才出现,鸠摩罗什四〇六年把 vaitulya 译成"大乘经"。然后他答题目之问:《大方等大集经·虚空目分》对六部派的授记只对大众部用肯定的话,加上般若、法华等经与大众部关系的既有研究、法显在巴连弗邑抄到大众部律、大正藏毗昙部三千六百四十四页不引任何大乘经、《阿毗达磨灯论》痛斥方等师与世亲,他"假定"大众部的成员写了这些以问答构成的新经,大乘后来才被有部与无畏山寺派吸收。结论段以"我假定"开头,中观派的背景"或许是"大众部,瑜伽行派"可能是"有部。8 他顺带反对 Schopen 的少数派说:写经的人起初不自称大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大众部的比丘,所以早期碑铭里没有"大乘"之名不足为奇。9
反对的意见有三类。第一类是方法上的。佐佐木闲给部派归属研究立了两条必要条件:若把某部派定为起源,须说明只是某一支派与该部派有特殊关系,并明言大乘多源;若主张整个大乘出于某部派,须同时证明它不可能出于其他部派。大乘若是跨部派同时发生的运动,整体上应混有多个部派的特征,大众部的元素"与起源有关",法藏部、有部也可能如此。10 第二类是证据上的。辛嶋自己承认,教理相近不等于该部派述作了经,这句话平川彰一九七四年已经说过:“教理有所类似,并不直接意味着是此部派出身者述作了大乘经典”,真正的问题是教团史上大众部教团与大乘教徒有什么关系,“但是这点难以确认”。Silk 指出,大众部律以不共布萨为破僧,曾被当作大众部容得下大乘的证据,而佐佐木已证明这一定义几乎是各部通说,所以它不能证明大众部与大乘的特殊联系。写本一侧,巴焦尔藏不属大众部,Strauch 倾向法藏部,那里照样有大乘经;巴米扬的写本大乘文本多,但 Allon 与 Salomon 说不能确定它们都属于大众部的社群。11 第三类是个别经的归属不等于整体。Radich 与 Hodge 都把大乘《涅槃经》的集团与大众部某支联系起来,Hodge 说那部经的核心短经"甚至不必看作完全的大乘",至多是"原大乘";大概下克里希纳河谷一所大众部系的混合寺院;印顺说大众部与分别说部一系是大乘兴起的"主流",同时说这是“佛教界的共同傾向”而不是某一部派的产物。这些都是一部经、一个人、一个倾向的归属,不是大乘整体的归属。12
本书的位置与第一卷相同:单一归属不可定。两件事可以分开说。个别的经可以有部派的线索,涅槃经的大众部背景、《八千颂》与案达罗的关系、巴焦尔经与法藏部寺院的关系,各是各的;把这些线索加起来得到的不是一个部派,是多个。辛嶋的论证每一步都有材料,到不了结论要的那一步,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对他二〇一八年一文的评语在这里照用。
三、什么时候:三张年表¶
年代问题常被问成一个日期,材料给的却是三张表,各量一样东西。
第一张是写本的。分裂藏那卷犍陀罗语《八千颂般若》,正面写第一品,背面写第五品,碳十四测定在公元二三至四三年(概率百分之十四点三)或四七至一二七年(概率百分之八十一点一),Allon 与 Salomon 称之为"任何语言的大乘经写本里最早的确切定年"。Falk 与辛嶋释读后发现它是更早一个佉卢文底本的抄本,底本每行约三十字母,本卷约五十;抄本与底本的时距"无法用年数表示"。第五品的对照又推翻了单线传承:犍陀罗本、支娄迦谶所据本、梵本三者两两相合而与第三者相异,只能用叉式谱系解释,三支各自上溯到一个原本;由此他们说,把原本定在"定在公元前一世纪深处,甚至更早,看来是稳妥的"。巴焦尔藏的阿閦佛系长卷没有碳十四,Strauch 据字体与语言暂定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偏后半。再往后,巴米扬出的婆罗谜文梵本《八千颂》约三世纪后半,犍陀罗语的《贤劫经》一片测在二一〇至四一七年。13
第二张是汉译的。支娄迦谶在一七九年译出《道行般若经》,Strauch 据此说在他译经的时期"一批可观的大乘文献必定已经存在"。汉译还能再往前推一步,但这一步有争议。平川彰从《大阿弥陀经》里引到的“六波罗蜜经”“道智大经”推出更古的大乘经,印顺接受这个框架并考定“道智大经”即原始般若;辛嶋则指出早期汉译里的"经"多译 dharma,有时译 dharmaparyāya,这些"经"是法门而不是经典,平川落入了"常识"的陷阱。两种读法本书不裁决,只记一点:汉译能确定的是一批经在二世纪后半已成书面的印度本,再往前就是推断。14
第三张是碑铭的。可系于大乘的最早一条是马图拉出土的阿弥陀像座,纪年胡维色迦二十六年,Schopen 原按七八年纪元算作一〇四年,二〇〇五年从 Falk 改为一五三年;它用了后来大乘套语的雏形,却与指名部派的旧套语并用,Schopen 由此说早期大乘"不属于一个完全独立的运动"。此后两三百年碑铭里没有大乘。"大乘"二字最早见于中亚:鄯善的 Endere 石刻说一位国王"踏上大乘之道",约三世纪中;印度本土要到五〇六年的 Guṇaighar 铜板,受施者是"属于大乘的不退转比丘僧团"。静谷正雄一九六二年从约一百四十条笈多碑里找出六条可定为大乘的,并提出 Śākyabhikṣu 一衔或出于大乘的猜测,自限"可能有误";Schopen 一九七九年把这个猜测推成大乘"直到四世纪才开始作为一个分离而独立的群体出现",自称"一种可能的解释",二〇〇五年承认南印度一点已被新出铜板推翻。他二〇〇〇年的总判断是,印度的大乘直到五世纪"在制度上与公共场合里几乎不可见"。15
三张表互不重合,对此有三种解释。Schopen 自己给的是最平实的一种:大乘文献的历史与大乘运动的历史"不必是同一回事",经可以写成几百年之后才有人公开信奉。Allon 与 Salomon 给的是另一种:捐赠记在寺院所属部派的名下,与捐赠者个人属哪一乘无关,碑铭的沉默"什么也证明不了",写本才是实证。辛嶋给的是第三种:写经的人本来就是大众部的比丘,用不着自称大乘。16 三种解释里,前两种都承认运动的公共可见性来得晚,分歧只在怎样解释这个晚;第三种否认大乘曾是少数派。本书取前两种的共同部分:写经的时间与信奉的时间是两个时间,本系列问的是前者。
四、什么地方:犍陀罗与案达罗¶
两个地名各有一串线索。犍陀罗一侧的线索最具体。辛嶋二〇一三年从支娄迦谶译本的二十组音译词推出其原本"是犍陀罗语,或至少含犍陀罗语成分";各本都载佛预言般若经先出南方、终至北方,他"假定"预言里的北方就是犍陀罗,常啼求法故事里的"犍陀越国"似乎暗示同一地名;常啼故事里“佛神在像中耶”一段只存于支娄迦谶与支谦本,他读作写经人对犍陀罗刚兴起的佛像崇拜的冷眼,由此把原典定在一世纪后半。Falk 与辛嶋对分裂藏写本的判断是,假定文本源出犍陀罗本土"并不牵强"。17 案达罗一侧的线索是部派与经文:大众部在那里占主导,大乘《涅槃经》群的预言指向娑多婆汉那诸王,Radich 说这个集团"大概始于南方的案达罗",后来北迁克什米尔;龙树在传统上与案达罗有关;辛嶋自己也保留般若思想的基础在南印度形成的可能,"尽管这个可能永远排除不了"。印顺的判断把两地连成一线:大乘是“新興的邊地佛法”,“起源於南方傳入罽賓而大盛”。18
两边都有人提醒不要从出土地推起源地。Allon 与 Salomon 说,最早的大乘写本出在犍陀罗而不是东南印度,"可能只是因为西北的气候比较干燥",正如大英图书馆与 Senior 两藏的年代不能证明部派佛教起源于犍陀罗。Strauch 拒绝 Dantinne 为《阿閦佛国经》假定犍陀罗语原本,说那是"犍陀罗语假说"的无证套用。Boucher 考定竺法护《德光太子经》的底本是佉卢文写本,却说这只证明此经传到中国之前流通于用佉卢文的环境,"我们不能确证《护国经》的最早本子写于大犍陀罗地区";他的总判断是大乘"很快成了全印度的现象,任何想把它定位于一处的尝试都注定失败"。19 本书取不可定。两个地名标的是证据保存的地方与经文自己指向的地方,不是写经的地方。
五、本书的判断¶
按本书的规矩,史实、推断与判断分开写。
史实一层有四条。其一,现存最早的大乘写本是分裂藏的犍陀罗语《八千颂般若》残卷,碳十四在公元一世纪,概率最高的区间是四七至一二七年。其二,一七九年支娄迦谶在洛阳译出《道行般若经》,一批经在二世纪后半已有书面的印度本。其三,碑铭里"大乘"之名,中亚最早约三世纪中,印度本土最早五〇六年。其四,印度没有大乘戒本,大乘比丘受的是部派的戒,义净的记载与无著世亲的例子都如此。
推断一层有四条,强弱不同。其一,作者是部派僧团里的比丘,强度最高,制度论证与写本同藏两条独立的证据指向同处;"或许有另一种我们全然不知的传统"这一保留 Silk 自己留着,本书照留。其二,最早的经在公元前一世纪已成形,强度中等,根据是叉式谱系,不是测年。其三,部派归属不可定,个别经有线索,强度低。其四,地点不可定。
判断一层是本书自己的。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说大乘是多源的,不是单线的,本篇从作者问题这一面把它说实:三张年表不重合,两个地名各有线索,各部派的寺院里都有人写经,这些事实合起来不支持任何一种"某部派在某地某时写出大乘经"的叙述。本篇另加一句。佐佐木所说的破僧定义改定,与本站《提婆达多》专题讲的是同一件事:提婆达多以更严的规范为由另立僧团,律藏把他定为破僧;定义改成另行羯磨才算破僧之后,持异见的人可以留在僧团里。写大乘经的比丘正是留在僧团里的持异见者,他们没有被定为破僧,因为他们没有另行布萨。大乘经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的制度答案在律里,不在经里。
六、小结¶
作者是部派僧团里的比丘,这一点从没有大乘戒本这件事推出,写本同藏一处为它作证。属哪个部派不可定,辛嶋的大众部说是一条推论,主流拒绝单一归属,个别经各有线索。年代有三张表:写本把《八千颂》落在一世纪、谱系推到公元前一世纪,汉译落在一七九年,碑铭要到六世纪初;三张表量的是三件事。地点不可定,犍陀罗与案达罗各有线索,最早的写本出在犍陀罗与气候有关。本书的判断是,大乘经的作者问题与大乘运动的历史是两个问题,前者的制度答案在律里:定义改了,持异见者才能留在僧团里写经。
引文说明:Silk、Sasaki、Shimoda、Schopen、Allon 与 Salomon、Strauch、Falk 与 Karashima、Karashima、Boucher、Walser、Radich、Hodge、Williams 各文据原刊页码核对,正文用译文,英文原文录于注;平川彰据庄昆木译《印度佛教史》核对,引文照译本简体;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据 CBETA 本核对,引文保留繁体,CBETA 本不标点;静谷正雄一九六二年文据 J-STAGE 本核对;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的材料转据已核之注。
注¶
参考文献
-
Jonathan A. Silk, “What, if Anything, is Mahāyāna Buddhism? Problems of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Numen 49/4 (2002): 355–405。第 374 页:"it is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the authors of these texts, the de fact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hāyāna communities, were other than educated monks.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the Mahāyāna sūtras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by anyone other than such monks or, more likely, communities of such monks."第 375 页:“Without a Vinaya of their own, the breakaway monks would have been unable to carry out further ordinations of new monks in their own lineage. If correct, this suggests that most probably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in an Indian Buddhist context, for one to become a Buddhist monk at all without ordination in an orthodox ordination lineage.”同页:“Mahāyāna communities could not have become institutionally independent of Sectarian communities, for they would have had no way of effect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movement other than by conversion of already ordained monks.”第 364 页注 23 声明“there is no evidence”只指没有证据;第 374 页保留“Unless there existed a tradition of which we are totally ignorant—and this is far from impossible”。 ↩
-
La Vallée Poussin 1930 年语据 Silk 前文第 365 页所译:"From the disciplinary point of view, the Mahāyāna is not autonomous. The adherents of the Mahāyāna are monks of the Mahāsāṃghika, Dharmaguptaka, Sarvāstivādin and other traditions, who undertake the vows and rules of the bodhisattvas without abandoning the monastic vows and rules fixed by the tradition with which they are associated on the day of their Upasampad."Seishi Karashima, “Who Composed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 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Vaitulya Scripture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18 (2015): 113–162,第 146 页:“though these two brothers had converted to Mahāyāna Buddhism, they remained Sarvāstivādin monks all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had been ordained into that school, held its Vinaya rules and had to recite the Prātimokṣasūtra, belonging to this school, every fortnight at the Poṣadha ceremony ––– there was no Mahāyāna Prātimokṣasūtra nor a monk who was ordained as a Mahāyāna monk in India.”义净的定义据 Silk 前文第 360 页转述,原文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
-
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āra”, The Eastern Buddhist 41/1 (2010): 1–22。第 6 页:“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six Mahayana tex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mong the newly discovered collections of manuscripts in the Gāndhārī language, dating from about the first or second to the third or fourth centuries CE.”第 13 页:"All of the Mahayana texts in Gāndhārī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to date are part of larger collections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manuscripts contain distinctly non-Mahayana or mainstream texts. This seems to support the view of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Mahayana currently favor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according to which those who espoused the new ideas and practices which we now associate with Mahayana and who composed the texts which traditional commentators commonly class as Mahayana did not live in distinct communities apart from the mainstream nikāya monastics, but rather were fully ordained and active resident members of various mainstream communities."Ingo Strauch, “More Missing Pieces of Early Pure Land Buddhism: New Evidence for Akṣobhya and Abhirati in an Early Mahayana Sūtra from Gandhāra”, The Eastern Buddhist 41/1 (2010): 23–66,第 25 至 26 页:“This proves beyond doubt that at least certain groups of the new movement acted in close institutional associ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e so-called mainstream Buddhism and did not form separate sectarian units with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巴焦尔藏的内容据同文第 26 页:十九卷、约二十二种文本、至少十八位抄手。 ↩
-
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15 页:"the presence of one or more Mahayana texts in a collection of predominantly mainstream texts found at a particular sit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prove that there were practitioners of the Mahayana in that monastery";第 16 页:“In the case of the Bajaur Akṣobhya manuscript, for example, we do not know who copied it; who paid for its production; whether it was written in the monastery in which it was found; why it was in that monastery; whether it was ever read by members of that monastery”;第 16 至 17 页:"does still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re were adherents of the Mahayana in the institutions that interred these manuscripts, or at least in some neighboring institutions." ↩
-
Sasaki Shizuka, “A Basic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cta Asiatica 96 (2009): 25–46。第 32 页:“omitting all detailed proof and presenting only my conclusions”;同页:“in order to unify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a state of saṅghabheda, the definition of saṅghabheda was alter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Aśoka, and if members of the same monastic community split into two groups and performed commutative rituals such as the poṣadha separately, this was now deemed to constitute saṅghabheda.”第 32 至 33 页:“As a result of this change in the definition of saṅghabheda, Buddhism subsequently turned into a religion that sanctioned any doctrine whatsoever as long as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same group rituals.”第 33 页注 13:“This is no more than speculation”。破僧定义两型与佐佐木、森章司、小南薰的分歧,见本站专题《提婆达多》第二篇第三节。Shimoda Masahiro,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Mahāyāna as Seen in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Mahāyāna Sūtras”, Acta Asiatica 96 (2009): 1–23,第 16 页:“Sasaki deserves credit for having elucidated in institutional terms on the basis of the Vinaya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Mahāyāna originated in the existing monastic community”,同页记李慈郎的疑问与“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is issue”。 ↩
-
Joseph Walser, Nāgārjuna in Context: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Early Ind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 95 页:“For both reasons, Mahāyānists were vulnerable under Buddhist monastic law to the charge of instigating a schism.”第 135 页:"only those texts categorized as sūtra piṭaka or 'word of the Buddha' would be assured of oral preservation in the monastery."第 11 页:“there are no smoking guns here.”他对大乘为少数派的设定,第 54 页自认“relies on the weight of what may b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并预设“if a hoard of second-century Mahāyāna manuscripts are found”;此书成于分裂藏与巴焦尔藏公布之前。 ↩
-
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正闻出版社,1981),第十五章第三节:“初期大乘經決不是離開傳統的部派佛教由不僧不俗的第三集團所闡揚出來起初是從部派佛教中傾向於佛德菩薩行的少數比丘或重信或重智或重悲多方面傳出漸漸的廣大起來”;第十五章第二节:“上來詳細的檢討了初期大乘經可以肯定的說初期大乘的傳宏者多數是比丘也有少數的在家人”。据 CBETA Y0035 本核对,CBETA 本不标点。 ↩
-
Karashima 2015 前文。四级经题与经录统计在第 117 至 132 页,第 127 页:“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criptures, which were later and are presently called mahāyāna-sūtras, had been originally labelled as *vevulla- / vaitulya-”;第 137 至 138 页论"大乘"经题约四百年出现与鸠摩罗什的译法;〈虚空目分〉授记在第 139 页:“We may assume that the composer of this vaitulya-scripture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the Mahāsāṃghikas”;毗昙部不引大乘经在第 141 页;《阿毗达磨灯论》在第 144 页;结论在第 148 页:“In conclusion, I assume that members of the Mahāsāṃghikas composed new scriptures, often consisting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I assume, further, that the original background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founded by Nāgārjuna, might have been the Mahāsāṃghikas, while that of the Yogācāra school, founded by Vasubandhu and Asaṅga may have been the Sarvāstivādins.”此文中译〈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佛光學報》新 3 卷 1 期(2017): 1–86,中译本第 59 页把“inscriptions”译作"經典",引用时须据英文本。 ↩
-
Karashima 2015 前文第 148 页:“Those who composed, recited, copied, read or proclaimed these 'new scriptures', did not call themselves 'mahāyanists' in the beginning, as after all, they were members of the Mahāsāṃghikas. Therefore, 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the name mahāyāna does not occur in early Indian inscriptions. However, that does not mean at all that Mahāyāna Buddhism was a 'minority movement', as Schopen maintains.” ↩↩
-
Sasaki 2009 前文第 35 页两条必要条件;同页论大众部元素只说明“had bearings on”起源;第 34 页:“but on no account should one start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ahāyāna had its origins in a single source, for once the direction of one's research has been drawn towards the single-source thesis, it becomes impossible to turn back.”第 27 页:“The Mahāyāna was a new Buddhist movement tha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ort of social phenomenon that arose simultaneously in different places from several sources.” ↩
-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第三章第三节,原书页 332:“但是教理有所类似,并不直接意味着是此部派出身者述作了大乘经典。”页 333:“然而在教团史上,不清楚大众部的教团与大乘教徒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但是这点难以确认。”Silk 前文第 376 页:"this virtual uniformity of opinion suggests that the explicit position of the Mahāsāṃghika in this regard cannot serve as evidence for its particular connection with a nascent Mahāyāna movement."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13 页:“we cannot be certain that all of the Mahayana texts in the collec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Mahāsāṃghika community”;巴焦尔藏倾向法藏部,据同文第 14 页注 49 转引 Strauch 2008。 ↩
-
Michael Radich, The Mahāparinirvāṇa-mahāsūtra and the Emergence of Tathāgatagarbha Doctrine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 82 页注 198 记学界久已把案达罗与大众部、如来藏联系;Stephen Hodge, The 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The Text and its Transmission(慕尼黑 2010 年工作坊论文修订稿,2012,未正式刊行),第 34 页:“this older work need not even be viewed as fully Mahāyānic in nature – at most it may just have been a member of that grey area of texts, a 'proto-Mahāyāna' work.”Walser 前书第 88 页:“Nāgārjuna probably lived in a Pūrvaśailya, Aparaśailya, or Caityaka monastery during the time he wrote the Ratnāvalī”。印顺前书第六章第二节:“這一東方系的佛教在發展中成為大乘佛法興起的主流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第九章第一节:“這不是某一部派而是佛教界的共同傾向所以說大乘佛法的興起代表了那個時代佛教界的共同心聲”。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 第 21 页说"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at least some early Mahāyāna sūtras originated in Mahāsāṃghika circles",第 6 页又说部派归属的研究“very tentative”,不把大乘整体归于某一部派。 ↩
-
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10 页:"This scroll has been radiocarbon dated to a range of 23–43 CE (probability 14.3 percent) or 47–127 (probability 81.1 percent), and a date in the later first or early second century CE is consistent with its paleographic and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n this Gāndhārī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we have the earliest firm dating for a Mahayana sutra manuscript in any language";碳十四数据转引 Falk 2009 未刊稿。Harry Falk and Seishi Karashima,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 parivarta 1”, ARIRIAB 15 (2012): 19–61,第 19 页:“the distance in time between the present copy and its exemplar cannot be expressed in a number of years”;第 22 页:“The manuscript was copied from another one which was written in Kharoṣṭhī as well.”;第 23 页论底本每行约三十字母。同题 parivarta 5,ARIRIAB 16 (2013): 97–169,第 100 页:“a fork model looks more promising, starting from an Urtext, leading in three directions”,“even this simple fork-model presupposes so many intermediate stages that locating the Urtext deep in the first century BCE, if not earlier, seems safe”。Strauch 前文第 26 页:“Judging from their scripts and language, all of the manuscripts can be tentatively dated to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CE.”巴米扬两件的年代据 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5、9 页。 ↩
-
Strauch 前文第 25 页:“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a substantial corpus of Mahayana literature must already have been in exist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 translations (178–189 CE).”平川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原书页 321:“大乘经典的初次出现,基本确定可上溯到公元前 1 世纪”;印顺前书第九章第三节考定道智大经即原始般若。Karashima 2015 前文第 116 页:“which is another trap of 'common sense' in which even the late Prof. Akira Hirakawa was caught, when he considered liu boluomi jing 六波羅蜜經 and daozhi da jing 道智大經, foun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ager Sukhāvatīvyūha, as the 'Six Pāramitā sūtra' and the 'Mahāsūtra of the Path and Wisdom'”,"However, jing 經 is used predominantly to render dharma and sometimes also dharmaparyāya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s." ↩
-
Gregory Schope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阿弥陀像座一章原刊一九八七年,第 247 页:"'the 26th year of the Great King Huveṣka.' Assuming that 78 c.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Kaniṣka Era, this would give 104 c.e. [but now, following Falk, = 153 c.e.]";第 267 页:“it also was not a part of a wholly independent movement”。Endere 石刻与 Guṇaighar 铜板据 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3 至 4 页与 Schopen 前书第 12 至 13 页;Guṇaighar 受施者的译法据 Masao Shizutani, “Mahayana Inscriptions in the Gupta Period”,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10/1 (1962): 358–355,第 358 页:"the Avaivarttika congregation of monks (belonging) to the Mahāyāna (Mahāyānika-avaivarttika-bhikṣusaṅgha)";Śākyabhikṣu 一衔的猜测与自限在同文第 356 页:“This conjecture, however, may possibly be erroneous”。Schopen 1979 年文(前书第 VII 章)第 239 页:"what we now call the Mahāyāna did not begin to emerge as a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group until the fourth century",第 238 页自称“One possible interpretation”,第 246 页 2005 年补记承认“Schopen was wrong”于南印度一点;Cousins 2003 的批评本书未取得,据 Williams 前书第 29 页“(controversially)”与注 37。Schopen 2000 年文(前书第 I 章)第 11 页:"the Mahāyāna in India was—until the fifth century—institutionally and publicly all but invisible." ↩
-
Schopen 前书第 269 页:"the history of Mahāyāna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movement that bears the same name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thing."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18 页:"the silence of the inscriptions in this regard proves nothing, whereas the actual presence of Mahayana manuscripts among mainstream collections indisputably establishes a significant presence of the Mahayana in some shape or form—albeit still, apparently, as a minority—in mainstream Gandhāran monasteries in the early centuries of the Common Era."辛嶋的解释见注 9。 ↩
-
Seishi Karashima, “Was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Compiled in Gandhāra in Gāndhārī?”, ARIRIAB 16 (2013): 171–188。第 179 页:“we may assume that the underlying language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was Gāndhārī or at least contained Gāndhārī elements.”第 181 页:“I assume that, in the above-quoted prophecy by the Buddha, Uttarāpatha is none other than the Gandhāra region”,“whose name seems to hint at Gandhāra”。第 182 至 183 页论“佛神在像中耶”一段,原文《道行般若经》卷十:“賢者!呼佛神在像中耶?”第 183 至 184 页:“it could be assumed that the original Indic text used by Lokakṣema for his translation of this scripture had appeared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century at the latest, though more probabl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first.”Falk 与 Karashima 2012 前文第 20 页:“It is hardly far‐fetched to assume that this text had its origins in Gandhāra proper, that is in the Peshawar valley with its tributaries, including the adjoining region of Taxila.” ↩
-
Radich 前书第 82 页:“the group espousing these texts, and the life of the texts themselves, probably began in the South, in Andhra country, under the Śātavāhanas”;第 83 页论北迁克什米尔。Karashima 2013 前文第 180 页:“though we can never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basis of Prajñāpāramitā thought was formed in southern India, such as in the Andhra region where the Mahāsāmghika school, with which this scripture is closely related, predominated, as is often maintained.”印顺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大乘佛法是新興的邊地佛法”,“大乘就是起源於南方傳入罽賓而大盛的受到異族文化異族宗教的影響是勢所難免的但初期大乘不是異文化異信仰的移植而是佛教自身的發展所成”。 ↩
-
Allon 与 Salomon 前文第 17 页:“However, the discovery of these very early Mahayana manuscripts in Gandhāra rather than, say, in southeastern India may be due merely to the comparatively dry climate of the northwest which is more favorable to the survival of manuscript materials.”Strauch 前文第 45 页:“Unless a solid linguistic study of Lokakṣema's AkṣV text can prove its Gāndhāran character, there is virtually no need to assume such a provenance.”Daniel Boucher, 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āyā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āṣṭrapālaparipṛcchā-sūt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第 107 页:"So while we can more or less confidently assert that Dharmarakṣa's Indic source text was written in kharoṣṭhī script, we cannot definitively prove that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Rāṣṭrapāla was composed in the region of Greater Gandhāra."第 xx 页:“It is, in my opinion, much more likely that the Mahāyāna quickly became a pan-Indian phenomenon and that any attempt to isolate its location is doomed in adv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