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了大乘经(三)·从林居说到法师说

本专题 DOI 10.5281/zenodo.23268244

专题系列《谁写了大乘经》四篇之三。在家塔寺说被推翻之后,学界给"谁写了大乘经"提了三种正面的回答:写经的是林居的禅修者,经的产生靠书写,写经的是以说经为业的法师。本篇讲这三说各据什么,互相怎样批评,以及经文自己描写的产生方式与学界的重构在哪里相遇。第一篇读经文的自述,第二篇讲平川彰一说的兴衰,第四篇讲部派、年代与地点。

本篇的结论有三层。其一,三说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林居说答的是写经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书写说答的是经怎样活下来,法师说答的是谁在生产与传播。它们可以并存,也各有到不了的地方。其二,三说里证据最多的是法师说。法师这个词只见于大乘经,经里最常推荐的修行是听、持、诵、说、写、供养经本身,经预言的未来揭示者多被明写为法师;林居只是少数几部经的主张,书写决定的是幸存不是作者。其三,经文自己讲的产生方式,定中见佛闻法,梦中得经,法师口授,受经者书写,与学界的重构在同一处相遇;本书的判断写在第五节。各节所答的追问如下:

追问 容易想成的样子 本篇
写经的人是不是林中的禅者 是,经里到处是苦行 第一节
书写是不是大乘的起因 是,大乘是"书的宗教" 第二节
法师是什么人 寺院里讲经的和尚 第三节
新经怎样被当作佛说 作者造假 第四节
本书怎样判 三说选一 第五节

一、林居说

林居说的出发点是支娄迦谶译经里的苦行气息。Harrison 一九九五年的说法被 Boucher 整段引用:"许多大乘经并非城市在家信众虔信运动的产物,它们见证的是一场硬核的苦行尝试,要回到佛教最初的灵感,即对佛果或觉悟认知的追求",这些经对头陀行与林居有强烈而正面的强调,在一个据说由在家人主导的运动的文献里"实在相当奇怪"。Boucher 以《护国尊者所问经》为样本,说它"大体证实了 Harrison 的刻画":真菩萨独居林野、修头陀与禅定,恶比丘用棍棒把禅修者逐出寺院。Schopen 二〇〇〇年从经文推出早期大乘的两种社会位置,一种是嵌在部派僧团里的边缘少数派,另一种"可能是住在林中的小而孤立的群体,与主流寺院僧团不合,也未必受其欢迎"。Williams 的综述把这一说推到最前:"大乘很可能兴起于那些为了更严苛、更专一地修行而离开寺院的人中间,或受他们重大影响"。1

林居说的支持者自己给它划了两条界。第一条,林居者仍是寺院僧团的成员。Boucher 反对 Ray 把林居传统说成前寺院或反寺院的:"我在佛教文献里看不到 Ray 所假定的那种前寺院或非寺院的头陀传统的证据",头陀行是部派内部的改革运动;《护国经》的作者"甚至可能想象不出一种非寺院的菩萨道",他们若非住林不可,是因为寺院的条件让人做不成真比丘。第二条,林居者不等于不管文本的禅修者。Harrison 二〇〇三年说,把林居者等同于专职禅修者"不可信",《学处集要》要求林居者昼三夜三诵先前所读,《郁伽长者所问经》写林居菩萨下村镇说法,Ray 对说法一节"神秘地忽略"了;他自己怀疑孤身野处的林居者"若非如独角兽般纯属虚构,至少相当罕见",林居者"倾向于聚群","森林"也常指心态。2

反对的意见来自 Drewes 与辛嶋静志,两人的材料相同,都是经文本身。Drewes 二〇一〇年说,大乘经是"任何早期大乘理论的终审法庭",给的支持很少:支娄迦谶所译的十来部经里只有《般舟三昧经》与《迦叶品》真劝林居,《八千颂般若》里佛明说不推荐林居,那是魔劝的危险做法;Ray 只用四种译本,Nattier 只据《郁伽》,而《郁伽》自己对林居与寺院的主张前后不一。他二〇一一年再说一遍:"然而只有一小部分大乘经主张林居或苦行,它们似乎不大可能代表这一传统里特别早或特别重要的部分。"3 辛嶋二〇〇一年的角度相反,他承认林居与村住的对立是真的,却指出写《法华经》的人站在村住一边:〈劝持品〉里骂传经者"自作此经典"的正是住阿兰若的比丘,《诸法无行经》《宝德藏偈》《八千颂》也都贬抑林居的头陀行;“有些學者傾向於認為大乘佛教起源於阿蘭若住比丘的傳統”,而“早期大乘文獻中也有一些經典明顯是由批評阿蘭若住傳統的人所創作的”。Boucher 回应说,〈劝持品〉里的林居者只是衬托,作者真正的议程是把《法华》立为佛说;Harrison 说辛嶋的论证"在关键处有问题",所谓村住比丘其实就是下乡弘法的阿兰若比丘。4

本书的位置:林居说证明的是一部分经文设想了林居的读者,并把林居写成理想;它证明不了写经的人住在林中,更证明不了多数经如此。附篇第十至十二段所辑的林居段落要照这个分寸读。

二、书写说

书写说有两个版本,强的和弱的。弱的版本是 Gombrich 一九八八年提出的。他的题目叫"大乘怎样开始",正文第一段就把它收缩成另一个问题:"说得更准确些:早期大乘文本得以幸存,是因为它们被写了下来;任何偏离或批评正典规范的更早文本都无法幸存,因为它们不在僧团以口传保存的文本之列。"论证分三步:早期经典靠僧团有组织的口传保存,在家人从来没有这种组织;僧众一旦定下记诵的课程,很难挤进去,甚至不可能,四大教法的标准是与现行经律相合,不合即弃,于是"任何批评现行教法或引入明显新东西的文本都没有幸存的机会";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僧尼与在家人有过异象、作过文本,"但我们永远无从知道,因为没有书写,那些文本保存不下来"。早期大乘文本的通行断代恰与书写普及同时。他自己说,这个假设既不驳倒也不印证其他起源论,"因为它在另一个层面上处理问题",别的理论说大乘有何不同,它说大乘为什么在那时出现。5

强的版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 Schopen 一九七五年的"书崇拜":《金刚经》《八千颂》等经里"此处即成塔"一语不是比喻,是把经卷所在之处立为新的圣处,大乘因此可能是"若干彼此有别又相关的崇拜的松散联合",各以一部经为中心。另一个是 Harrison 二〇〇三年借 Ong 的说法,把书写看成改变思维方式的技术:"虽然我们很难证明这些文本也不是口头产生的,但它们频频提到抄写经文、以书本形式供奉与礼敬经文,这强烈暗示它们一开始就是书面的。"他对 Gombrich 的评语是题目挑衅而论题谦抑,"它解释的不是大乘怎样开始,是它的文本怎样幸存",但它提出大乘与书写的联系是"标志性的贡献"。6

强的版本受到三方面的削弱。Drewes 二〇〇七年重读"此处即成塔"诸段,二〇一〇年总结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大乘经的经卷圣所存在过,可以稳妥地断定它们从未存在",大乘经劝记诵比劝抄写更多、更重,书写也不是大乘独有,非大乘写本的碳十四已测到公元前。Schopen 自己退让了一步,二〇〇五年重印时把早期大乘对塔崇拜的"明确否定的态度"改成"含糊的否定",并说书崇拜的事实他仍接受,但那不是写经人的本意。Vetter 一九九四年从支娄迦谶译本读出另一面:《道行般若经》里关于书的最早一段"表明这部经已有书面形式,但并不受重视",不能口诵的人才拿着写本护身;他认为这部经早期是口传的,Gombrich 的假设"不适用于这部经的早期"。Falk 与辛嶋释读的犍陀罗语《八千颂》写本正好两面都有:经文极力劝写,写本里却三次出现"pialo",口诵者才用的省略指令。7

本书的位置:书写说弱的版本成立,它解释的是幸存与文本的形态,不是作者;强的版本把经卷当作崇拜中心与社团基础,证据不够。前一篇附篇第三、四段里写经与口授并列,法师口说、受经者书写,经文自己记下的正是从口到书的过渡。

三、法师说

法师说的出发点是一个词。dharmabhāṇaka,支娄迦谶译作"法师"或"经师",Drewes 二〇一一年做了统计:梵本《八千颂》三十七见,《法华经》六十一见,《三昧王经》五十见,《金光明经》三十八见,藏译《般舟三昧经》十见;而这个词"不见于任何已知的非大乘印度佛教文献",非大乘文献里说法的人叫 bhāṇaka 或 dharmakathika。用法也一致:佛与天界菩萨说法不叫法师,声闻说法者不叫法师,《法华经》叫富楼那 dharmakathika,"这个词一贯用来指一种真实的人类职业"。经里的法师记诵经文,口传给随学的弟子,有时让弟子抄写,《八千颂》说学生追随法师"直到他把这部般若波罗蜜记在身上或得到书本为止";在布萨日、寺院、城中、村镇、王城、洞窟公开讲经,登高座,昼夜说,即席答问,面对敌意的听众;经文要求对他们如佛供养,追随,以血肉相奉,九地菩萨“成为法师”,释迦、阿閦、无量寿、燃灯都曾是法师。8

由此到"作者"只差一步,Drewes 把这一步标得很清楚。大乘经常把自己托付给某些菩萨,预言他们五百年后"末时末世"回到此世揭示此经,而未来的揭示者多被写成或明说是法师:"假定这些经的作者把自己说成这些预言所指之人的转世,那么这些段落强烈暗示他们是法师。"他画出的法师像不好看:"把自己摆成崇高宗教人物的人,他们招揽施主与追随者,通常过游方生活,常常追求名利,并且一般要求学生奉献礼物、报酬与服侍";《八千颂》里法师贪利养、藏经卷、以"此地贫困危险"婉拒学生的那些"魔事",他读作对法师圈子里真实难处的辩解。他也标出材料的限度:这些段落多是规范性的,"这些材料多半是法师自己写的,他们显然有鼓励人们善待自己的利益考虑"。9

这个说法不是 Drewes 一个人的。静谷正雄一九五四年已说法师"担当着编写与传播早期大乘几乎全部经典的重要角色",大概是,Harrison 一九九三年称法师为"可以认作大乘经的编集者与传播者的人物",三说皆由 Drewes 转引。下田正弘一九九七年从大乘《涅槃经》的最古层读出同一个人物:那一层的生产者自称 dharma-kathika,法师,而不是菩萨,佐佐木闲说这"与通行的看法相抵触,即大乘的持守者叫作菩萨";下田自己保留,最古层由法师生产不必然意味大乘的创造者就是法师,但法师"深度参与了大乘佛教的建立"已算证明。Radich 接着说那一层由"可能只是半出家的游方说法者"宣扬,Hodge 说《涅槃经》多次明言由 ācārya 或 dharma-kāthika 领导的 gaṇa,身后有在家支持者。10

印顺的说法与此相近,来路不同。他把"法师"的原语认作律典里译为"唄"的 bhāṇaka,“法師是從唄比丘演化而來的”;大乘初兴时菩萨比丘少,受擯斥,便在六斋日教化善男子善女人,“信心懇篤理解明徹而善於音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出來協助而成為法師”,等菩萨比丘多了,善男子善女人又退回信众,所以法师通于在家出家,“應該是從比丘法師而演化到在家的”。平川彰的方向相反,他说“即使是在家菩萨也得以成为法师,女性的法师也存在过”。Drewes 的材料站在印顺一边:经里的法师"一贯被描绘为男性出家人",女性与在家法师只有暗示。11

法师说也有它到不了的地方。Harrison 二〇〇三年通篇讲经的产生,法师只在仙人入村求法的故事与梦相里出现,没有被当作生产主体;Schopen 一九七五年只把游方的 bhāṇaka 当作口传期不稳定的传播者。Drewes 自己说,不清楚,"似乎没有什么好理由设想法师花很多时间修禅定",三昧多被写成文本修行的副产品。这一句与下一节的材料正相反。12

四、启示的机制

学界重构的三说之外,经文自己讲了新经怎样来的。MacQueen 一九八一年把争点定为"作者所作还是启示所得":《八千颂》里魔化作沙门说"你刚才听的不是佛语,是诗,是诗人所作",这句话暗引经藏的原话,"大概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攻击"。传统经藏的立场是封闭的:经是佛口亲说,他人所说须经佛事后认可、事前委托或人物授权才成为"扩展的佛语",大众部律定义"法"为佛所说与佛所印可,而认证要佛在世,"经的生产到此必须终止"。但同一部经藏里已有松动:凡善说皆佛语,四大教法只问与经律合不合,优波离经只问导不导向离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纯功能性的佛语观"。13

Harrison 二〇〇三年把大乘经自己给的解释整理成三种渠道。第一种是定中见佛闻法:般舟三昧的主要果实是听闻那位佛说法,行者被嘱出定后记住并向人宣说;"这部经以及其他大乘经,都是三昧中异象体验的残留"。第二种是法藏重现:佛灭后弟子把经藏于洞窟、岩石、山、塔,五百年后重现,后者很可能部分受它启发;这一种是唯一的历史新事,"对大乘来说,法也可以在一件物品、一本书里,这是新的,暗示了书写的影响"。第三种是天神赋予辩才,主流经藏早有树神训诫林居者的先例。梦是第一种渠道的另一形态:《圣梦说》列一百零八梦相,梦中得书、闻经名、登法座说法、得作经之辩才都在其中,《八千颂》说菩萨梦中修三解脱门与昼间无别。他的假设是这些新经"很可能出自既修禅定又从事文本传承的人之手,他们在异象中遇到新的启示,后来写了下来;在异象中,我还要说,也在梦中",菩萨自己就是灵媒;这是推测,并把这种生产定性为对已被接受为佛语之材料的"创造性的重铸",不是无中生有。14

附篇第七至九段所辑的《般舟三昧经》正是这三种渠道的原文:没有听过的经“夢中悉自得其經卷名”,国王“於夢中聞是三昧”后跟随持经的比丘出家,这部经“當現在四十歲,其後不復現”,乱世再出。Vetter 把最后一段读出另一层意思:预言由僧人写成,却说最初受持者是八位在家长者,"显然存在一个关于另一种来源的传统,它强到当时无法忽视"。Vetter 二〇〇一年还提出一个更远的猜想:般若法门原是某些声闻圈子的财产,须菩提在《八千颂》里以"无诤第一"的身份告诉其他声闻怎样向菩萨教般若,这个叙事"很难是虚构的",甚至可能须菩提等弟子的修行。15

下田正弘从《涅槃经》的结构里看到同一机制的另一面:有菩萨出场的后半是对前半的注释,菩萨就是注释者,"较早一部经的接受者成了同一部经续篇的发送者,这意味着发送者与接受者都参与了同一部经的生产"。印顺把经文自述的来源归为五类,诸天传授、梦中、他方佛、三昧见佛、自然呈现,并说主要是最后一类,“在非宗教者看來這簡直是幻覺然在宗教領域中是有相當內容的與偽造不同”;龙宫、铁塔藏经之说是后来放弃了原立场的世俗解说。16

五、本书的判断

按本书的规矩,史实、推断与判断分开写。

史实一层有三条。其一,dharmabhāṇaka 一词只见于大乘经,用于实际的人类职业,在几部主要经典里出现几十次。其二,早期大乘经最常推荐的修行是围绕经本身的,听、持、诵、说、写、供养,林居与苦行只是少数经的主张。其三,最早的大乘写本一面劝写,一面保留口诵的省略指令;支娄迦谶译本里写本已存在而不受重视。

推断一层有四条。其一,写经的人是以说经传经为业的比丘,强度最高,词频、用法、未来揭示者的身份三条证据指向同处;"假定"二字,作者自居为付嘱者的转世是一个推定。其二,林居是一部分经文的设想与理想,不是写经人的普遍处境,强度中等。其三,书写决定了哪些经活下来,不决定谁写了它们,强度高。其四,新经被当作佛说,靠的是经藏里已有的松动加上大乘经自己给的三种渠道,定中闻、法藏现、辩才赋;这些渠道是否对应真实的经验,完全可信,本书只能说不可证。

判断一层是本书自己的。三说答的是三个问题。林居说答生活方式,书写说答幸存条件,法师说答生产主体;把它们当作互斥的起源论来选一,是问错了题。本书取法师说为主干,林居说为其中一部分经的注脚,书写说为全部经的条件。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初版以林居禅者说与经卷崇拜说的组合为最有据可查的解释框架,本篇读过原文之后把重心移到法师:经卷崇拜说已被 Drewes 削弱,Schopen 自己退让,林居说被它的支持者自己划了界。该章第四节已随本篇改写,初版的原句与改动的理由记在该章末的修订记里。17

六、小结

林居说证明一部分经文设想了林居的读者,证明不了写经人住在林中。书写说弱的版本成立,解释幸存与形态;强的版本把经卷当作崇拜中心,证据不够。法师说的证据最多:一个只见于大乘经的词,一种只围绕经本身的修行,一批被写成未来揭示者的人。经文自己讲的产生方式,定中闻、梦中得、法师口授、受经者书写,与学界的重构在同一处相遇。本书取法师说为主干,另两说各归其位。

引文说明:Harrison、Gombrich、MacQueen、Drewes、Vetter、Schopen、Boucher、Shimoda、Sasaki、Radich、Hodge、Williams 各文据原刊页码核对,正文用译文,英文原文录于注;静谷一九五四年、MacQueen 一九八二年、Harrison 一九九三年三文本书未取得,据 Drewes 二〇一一年转引;辛嶋二〇〇一年文据《佛典語言及傳承》中译本核对,引文保留繁体;印顺据 CBETA 本核对,引文保留繁体,CBETA 本不标点;平川据庄昆木译本核对。

注

参考文献

  1. Daniel Boucher, 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āyā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āṣṭrapālaparipṛcchā-sūt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第 42 至 43 页整段引 Paul Harrison,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The Eastern Buddhist 28/1 (1995): 48–69,第 65 页(本篇据原刊核对):"Far from being the products of an urban, lay, devotional movement, many Mahāyāna sūtras give evidence of a hard-core ascetic attempt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inspiration of Buddhism, the search for Buddhahood or awakened cognition. . . . They also display a strong and positive emphasis on the dhuta-guṇas (extra ascetic practices) and araṇya-vāsa (dwelling in the forest or jungle), which is surely rather strange in the documents of a supposedly lay-dominated movement."Boucher 第 43 页:"The Rāṣṭrapāla substantially confirms Harrison's characterization, providing one of the most trenchant arguments in Mahāyāna literature for the centrality of the ascetic disciplines and a return to the wilderness for those engaged in the bodhisattva career."Gregory Schope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第 16 至 17 页:"If some early Mahāyāna groups were marginalized, embattled segments still institutionally embedded in the dominant mainstream monastic orders, other Mahāyāna groups may have been marginal in yet another way: they may have been small, isolated groups living in the forest at odds with, and not necessarily welcomed by, the mainstream monastic orders"。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第 31 页。原文:“Mahāyāna may well have grown up among – or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 those who had left the monasteries in order to practise their Buddhism more austerely and more single-mindedly” ↩

  2. Boucher 前书第 46 页:"In other words, I see no evidence for a premonastic or nonmonastic dhutaguṇa tradition in Buddhist literature as assumed by Ray. The practice of these additional ascetic disciplines is in my view a reformist movement within Mainstream Buddhism";第 62 至 63 页:“If they have to live in the forest now, it is because the conditions in the monastery do not make it possible to live as real monks otherwise. … I would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its authors may not even have been able to envision a nonmonastic versio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Paul Harrison, “Mediums and Messages: Refle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of Mahāyāna Sūtras”, The Eastern Buddhist 35/1–2 (2003): 115–151,第 131 至 133 页;第 133 页:"despite what Ray says,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 that forest-dwellers may also shoulder the burden of scripture"。 ↩

  3. David Drewes, “Early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I: Recent Scholarship”, Religion Compass 4/2 (2010): 55–65,第 61 页:"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forest hypothesis is that Mahāyāna sūtras, the final court for any theory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provide little support for it. Harrison claims that Lokakṣema's texts place a strong emphasis on forest dwelling, but he does not cite actual passages or texts as evidence.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only two of the dozen or so texts now linked to Lokakṣema, the Pratyutpanna and Kāśyapaparivarta, actually advocate forest dwelling."同页:“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the Buddha explicitly says that he does not recommend forest dwelling and explains that it is a dangerous practice recommended by Māra.”第 62 页论 Ray 与 Nattier。David Drewes, “Dharmabhāṇakas in Early Mahāyāna”, Indo-Iranian Journal 54 (2011): 331–372,第 362 页。原文:“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Mahāyāna sūtras advocate forest dwelling or ascetic practice, however, and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y represent an especially early or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原文:“problematic in key places” ↩

  4. 辛嶋静志〈誰創作了《法華經》?──阿蘭若住比丘與村住比丘的對立〉,吳蔚琳译,收入《佛典語言及傳承》(上海:中西書局,2016),第 264 至 303 页,原刊 ARIRIAB 4 (2001): 143–179。第 300 页:"據此,有些學者傾向於認為大乘佛教起源於阿蘭若住比丘的傳統。然而,我們也看到,有兩部大乘經典,即《諸法無行經》(Sarvadharmāpravṛtti-nirdeśa) 和《法華經》,反對阿蘭若中的頭陀苦行。"第 302 页:“由此可見,早期大乘文獻中也有一些經典明顯是由批評阿蘭若住傳統的人所創作的。”他对〈劝持品〉的重译与结论在第 286 至 290 页,并于第 289 页承认“現在還不能確定哪一部分是誹謗性的言語哪一部分是描述性的文字”。Boucher 前书第 195 页注 66:“Rather than aiming to deprecate wilderness monks, who in this passage almost certainly were regarded as of the Mainstream variety, the author instead uses them as a foil by which to elevate his real agenda: promoting the Lotus as buddhavacana (the word of the Buddha).”Harrison 2003 前文第 130 页注 28。 ↩

  5. Richard Gombrich, “How the Mahāyāna Began”,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 (1988): 29–46。第 29 页:"This hypothesis can be simply stated. It is that the rise of the Mahāyāna is due to the use of writing. To put it more accurately: the early Mahāyāna texts owe their survival to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written down; any earlier texts which deviated from or criticized the canonical norms (by which I mean approximately the contents of the Vinaya Khandhaka and Sutta Vibhaṅga and the Four Nikāya of the Sutta Piṭaka) could not survive because they were not included among the texts which the Sangha preserved orally."第 35 页:"the Buddhist laity were never organized in a way which would have ensured the transmission of texts down the generations";第 37 页:"it must have been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slip a new text into the curriculum";第 38 页:"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y text which is critical of the current teachings or introduces something which is palpably new has no chance of survival. It is possible that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monks, nuns and Buddhist lay followers had visions or other inspirations which put new teachings into their minds, possible that they composed texts embodying those teachings — but we shall never know. For without writing those texts could not be preserved."第 42 页:"my hypothesis does not, so far as I am aware, either refute or corroborate any of them, since it approaches the problem on a different level."原文:"To put it more accurately: the early Mahāyāna texts owe their survival to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written down; any earlier texts which deviated from or criticized the canonical norms ... could not survive because they were not included among the texts which the Sangha preserved orally." ↩

  6. Schopen 前书第 II 章,原刊 Indo-Iranian Journal 17 (1975),第 52 页:“early Mahāyāna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rather than being an identifiable single group, was in the beginning a loose federation of a number of distinct though related cults, all of the same pattern, but each associated with its specific text.”Harrison 2003 前文第 134 页:"Although we can hardly prove that these texts too were not produced orally, the frequent references in them to the act of copying the sūtras, or to enshrining and venerating them in book-form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y began life in written form."第 133 页:"Despite its provocative title, the paper's thesis is rather modest, and bears rather on the logistics of preservation. It does not explain how the Mahāyāna began, but how its texts survived. Although one could take issue with a number of points put forward by Gombrich, his paper still made the signal contribution of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some kind of linkage between Mahāyāna and writing"。 ↩

  7. Drewes 2010 前文第 60 页:“Overall, no evidence now suggests the existence of Mahāyāna sūtra shrines and it can be safely concluded that they never existed. Although Mahāyānists certainly venerated texts in written form, the practice seems unlikely to have played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同页:“The scholars involved generally ignore the facts that Mahāyāna sūtras advocate mnemic/oral/aural practice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y do written ones”。Schopen 前书第 51 页 2005 年补注"[I would now say 'an ambiguously negative attitude']";他对书崇拜的保留据 Williams 前书第 273 页注 36 转述 Schopen 2004 年百科条目:"That they occurred he still accepts, but he is doubtful that this was remotely the intention of the originators of the Mahāyāna sūtras."Tilmann Vetter, “On the Origi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the Subsequent Introduction of Prajñāpāramitā”, Asiatische Studien 48/4 (1994): 1241–1281,第 1267 页:"The first (c22–a5) shows there already existed a written form of the text, but it was not in high esteem."第 1243 页注 4:"If we take seriously what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ays about its oral transmission (see Appendix Cult of the Book), the hypothesis cannot apply to this sūtra's early days."Harry Falk and Seishi Karashima,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 parivarta 1”, ARIRIAB 15 (2012): 19–61,第 22 页:“Although writing the Prajñāpāramitā or having it written by others is highly recommended in the text, the Gāndhārī manuscript also contains some features of an oral transmission. Three times, first in 1-52, we read pialo, Skt. peyālaṃ, an instruction to expand one topic on the basis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nother one just presented.”Drewes 2011 前文第 332 页注 2 论碳十四测年的写本。原文:“unambiguously negative attitude” ↩

  8. Drewes 2011 前文。词频在第 335 至 336 页;第 336 页:“The term dharmabhāṇaka is used with great consistency and specificity. Mahāyāna sūtras do not use the term bhāṇaka alone or in compound with the name of any specific text or group of texts. They invariably use the compound dharmabhāṇaka. Though Buddhas and celestial bodhisattvas are often depicted preaching, they are not called dharmabhāṇakas; the term is consistently used to refer to an actual human occupation.”不见于非大乘文献,据 Drewes, “Early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II: New Perspectives”, Religion Compass 4/2 (2010): 66–74,第 69 页:"The term dharmabhāṇaka is not known to occur in non-Mahāyāna Indian Buddhist texts, which strongly suggests that this type of preacher was peculiar to the Mahāyāna."法师的活动在 2011 年文第 339 至 344 页,《八千颂》引文在第 339 页;高位菩萨与诸佛前生在第 347 至 349 页;供养与追随在第 349 至 354 页。原文:“until he has this Prajñāpāramitā in either mnemic [kāyagata] or book [pustakagata] form” ↩

  9. Drewes 2011 前文第 346 至 347 页:"Presuming that the authors of these texts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reincarnations of the people about whom these predictions were made, these passages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y were dharmabhāṇakas."第 359 页:“Overall, these passages yield a picture of dharmabhāṇakas as people who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exalted religious figures, sought to attract patrons and followers, commonly lived an itinerant lifestyle, often sought fame and wealth, and typically required gifts, payment, and service from their students.”第 355 页:“Because most material of this sort is normative in nature, the extent to which it can be taken as evidence for actual states of affairs surrounding historical dharmabhāṇakas is not always clear.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is material was probably composed by dharmabhāṇakas themselves, who had an obvious interest 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treat them well”。魔事段的解读在第 357 至 359 页,《道行般若经》原文见附篇第四段。 ↩

  10. 静谷 1954 年语据 Drewes 2011 前文第 331 页转引:“dharmabhāṇakas were employed in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mposing and disseminating nearly all of the scriptures of early-period Mahāyāna”;MacQueen 1982 年语据同页转引:“it was probably through them [dharmabhāṇakas] that [Mahāyāna] sūtras first made their appearance”;Harrison 1993 年语据同文第 345 页转引。Sasaki Shizuka, “The 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 and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26/1–2 (1999): 189–197,第 192 页:"When the oldest layer of the Nirvāṇa Sūtra appeared, the producers of this work were called dharma-kathika (法師, "Dharma masters“; Jpn. hōshi). This fact contradicts the commonly-accepted idea that the upholders of Mahāyāna were called bodhisattvas.”同页:"But, as Shimoda himself says, just because the oldest layers of the Nirvāṇa Sūtra were produced by dharma-kathikas rather than bodhisattva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creators of Mahāyāna were the dharma-kathikas. At the very least, however, it has been proven as a fact that the dharma-kathikas we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hāyāna Buddhism."Michael Radich, The Mahāparinirvāṇa-mahāsūtra and the Emergence of Tathāgatagarbha Doctrine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 60 页:“These details seem to suggest that MPNMS-dhk was propounded by itinerant preachers who were possibly only semi-monastic.”Stephen Hodge, The 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The Text and its Transmission(2012 年修订讲稿),第 59 页:“the MPNS corroborates this and several times refers quite explicitly to confraternities (gaṇa) of practitioners of the MPNS doctrines, led by an ācārya or dharma-kāthika, with supportive lay-followers in the background.”原文:“figure whom we may identify with the compilers and disseminators of Mahāyāna sūtras” ↩

  11. 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正闻出版社,1981)第十五章第二节:“法師是從唄比丘演化而來的”;“信心懇篤理解明徹而善於音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出來協助而成為法師”;“所以法師而通於在家出家應該是從比丘法師而演化到在家的”;“大乘初興菩薩比丘是少數在僧團中沒有力量每每受到擯斥這是大乘經所明白說到的”。据 CBETA Y0035 本核对。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第三章第五节,原书页 395 至 397。Drewes 2011 前文第 345 页。 ↩

  12. Harrison 2003 前文第 127、136 页;Schopen 前书第 51 页:"In the former case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new cultic centers would depend on the periodic visits of wandering bhāṇakas or reciters. This was, at best, an unstable mechanism."Drewes 2011 前文第 363 页:“What led dharmabhāṇakas to compose Mahāyāna sūtras is unclear, but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y did so as a reaction to anything.”同页:“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ny good reason to imagine that dharmabhāṇakas spent much time practicing meditation. Samādhis are mentioned frequently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are depicted as accruing to bodhisattvas as a result of other practices, usually textual ones.” ↩

  13. Graeme MacQueen, “Inspired Speech in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 I”, Religion 11 (1981): 303–319。第 305 页:"Finally, we are favoured with a clear expression of the issue under debate at the time, namely that of authorship versus revelation. The new sūtras are dismissed as 'poetry, the work of poets' (kavikṛtaṃ kāvyam), to which is opposed buddhavacana, the truth as perfectly revealed (uncovered, opened up, displayed) to the community by the Buddha."第 304 页注 5 论此语暗引经藏原话;第 309 页引大众部律:“By 'dharma' is meant that which the Buddha has spoken and that which the Buddha has certified.”同页:"Sūtra production must here come to an end."第 315 页:“but now there are no historical checks at all and we are left with a purely functional understanding of buddhavacana.”同页:“By and large, then,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did indeed see itself as belonging to a closed tradition.”此文第二篇(Religion 12, 1982: 49–65)本书未取得。原文:“probably represent accurately the attacks” ↩

  14. Harrison 2003 前文。第 124 页:"The first is the idea that this text, and other Mahāyāna sūtras as well, are the residue of visionary experiences in samādhi."同页论法藏重现与"immediately brings to mind the famous gter ma tradition of Tibet, which it may well have played a part in inspiring";第 127 页:"For the Mahāyāna, dharma may also lie in an object, a book: this is new, and suggests the impact of writing";梦相在第 136 至 138 页;第 135 页:"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these new texts may well have been the work of meditators who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busines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who, in their visions, encountered new revelations which they later committed to writing. In their visions, and also, I would say, in their dreams."第 142 页:“they are in fact the creative recasting of material already accepted as authentic buddhavacana by the wider community.”第 147 页:"the bodhisattvas are themselves mediums, and their message is that one should become a medium","I freely admit that it is speculative"。第 140 页:"It is therefore entirely plausible to suggest that dream-inspiration may have played a part in the various transmission scenarios sketched above"。 ↩

  15. Vetter 1994 前文第 1265 页:“This prophecy is likely to be the product of a monastic writer. It shows that the samādhi was now practiced by monks, who were convinced that it could better be realized in a monastery. But that a monk should point in such a story to lay believers as the original receivers of the message makes no sense, if one assumes that the monk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always having been in possession of this message. There existed obviously a tradition of another origin which was so strong that it could not be ignored at the time.”Tilmann Vetter, “Once Again on the Origi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ed. and trans. Anne MacDonald,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45 (2001): 59–90,第 72 页:“inasmuch as this narrative about Subhūti indicates a relationship of dependence with regard to the esteemed teaching of Prajñāpāramitā, it can hardly be ficticious. I consider it to be even possible that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trand goes back in part to spiritual practices which Subhūti and certain other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had devoted themselves to.” ↩

  16. Shimoda Masahiro,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Mahāyāna as Seen in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Mahāyāna Sūtras”, Acta Asiatica 96 (2009): 1–23,第 22 页:“The latter half in which bodhisattvas figure is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half, which follows the terminology used by Buddhaghosa when commentating on the Nikāyas, and the bodhisattva is nothing other than a commentator on the transmitted foregoing section.”同页:“the recipient of an earlier sūtra becomes the sender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at same sūtra, which means that the sender and recipient both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same sūtra.”印顺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先未聞經的傳出主要是最後一類在非宗教者看來這簡直是幻覺然在宗教領域中是有相當內容的與偽造不同”。 ↩

  17. 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大乘起源问题:史料与假说》第四节初版:"本书立场:林居禅者说与经卷崇拜说的组合,目前是最有据可查的解释框架;在家起源说在现有证据下难以成立。但对整个问题保留开放:大乘起源是多源的,不是单线的。"该节已于二〇二六年十月改写,改以法师说为主干,初版原句照录于该章末的修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