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了大乘经(二)·在家塔寺说的兴衰

本专题 DOI 10.5281/zenodo.23268244

专题系列《谁写了大乘经》四篇之二。"谁写了大乘经"这个问题,第一个给出可操作答案的是平川彰:写经的是围绕佛塔结社的在家信众与“非僧非俗”的专家,不是僧团里的比丘。这个答案在日本通行了三十年,在西方从未得势,九十年代以后被各方拆解,今天没有人整个接受它,但它提出的问题留了下来。本篇讲这一说是什么,每一环怎样被驳倒,驳倒之后还剩什么。第一篇读经文的自述,第三篇讲取代它的三种解释,第四篇讲部派、年代与地点。

本篇的结论有三层。其一,平川说是一条推论链:大乘经讲在家菩萨、以十善为戒,所以大乘本来是在家中心的;律藏分塔物与僧物、碑铭里有不记部派的塔,所以佛塔独立于僧伽;塔有财产,须有管理与讲说的人,所以有一群非僧非俗的专家,大乘经出于他们。其二,这条链的每一环由不同的材料驳倒:在家一环倒在最早的汉译经文上,塔一环倒在经文对塔的冷淡与律藏对塔的归属上,碑铭一环倒在碑铭的体例上,“部派不能共住”一环倒在律藏的共住事实上。其三,驳倒之后剩下两样东西:问题本身,谁写了经、在哪里、以什么为生,这个问题是平川立的;塔崇拜与大乘的关系,佐佐木闲说这一点尚未被驳倒,下田正弘把它改写成塔的内化。本书的判断在第五节。各节所答的追问如下:

追问 容易想成的样子 本篇
平川说是什么 大乘是在家人的佛教 第一节
在家一环怎样倒的 有人证明在家人不识字 第二节
塔一环怎样倒的 大乘经不提塔 第三节
碑铭与共住两环怎样倒的 碑铭里没有大乘 第四节
剩下什么 什么都不剩 第五节

一、平川说是什么

平川彰一九六三年先以英文长文提出此说,一九六八年成书《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一九七四年在《印度佛教史》里自己作了缩写。本书未取得一九六八年的原书,以下据一九六三年的英文文、他自己的缩写与各家的转述。

一九六三年那篇文的开头先把大众部说放下:"仅仅因为大众部主张过若干进步的观念,就断定大乘是从大众部发展而来,未免为时过早",文章要做的是分析大乘与部派的教理关系,并考察早期大乘僧团的制度面。到了《印度佛教史》,他给大乘列了三大源流:“第一是由部派佛教发展而来”,第二是佛传文学即赞佛乘,第三是佛塔信仰,并说“有足以认为大乘佛教是由佛塔信仰发展出来的理由”,同时承认大乘起源的问题“不出推测的范围”。第一条源流他自己先限定:大众部的教理与大乘相近,但大乘出现之后大众部仍然存在,“所以难以看作是由大众部发展而消解成大乘”;教理相似“并不直接意味着是此部派出身者述作了大乘经典”。第二条他也设了界:佛传里的菩萨是已受记决定成佛的,大乘的菩萨是“既未得到授记,也会退堕的凡夫的菩萨”,无名修行者的菩萨自觉“是无法由佛传文学的赞叹菩萨行导出来的,而有其他原理”。于是重担落在第三条上。1

第三条的推论链他写得很整齐。“部派佛教是出家中心的佛教,是重视戒律的佛教,所以成为以法为中心的佛教”;“相对地大乘佛教本来是在家中心的佛教”,后来才转为出家中心。在家人守不了戒、修不好定,只能依佛的慈悲,于是成为"佛中心"的佛教。使这种教理发展的在家教团若存在,应独立于出家教团,“如此产生教法的宗教上的场所,可以考虑佛塔”。佛塔何以独立?“首先,佛塔本质上是在家信众之物”:《大般涅槃经》把舍利供养嘱托给在家贤者,八王分舍利是在家人的事;巴利律没有佛塔的规定;汉译诸律分塔地与僧地、塔物与僧物;部派论书说供养佛塔果报少;碑铭里不记部派名的佛塔多于记部派名的,所以“存在着不属于部派而由信众团体独立经营的佛塔”;佛塔供养用音乐舞蹈,为比丘戒所禁。塔有土地、宿舍、水井与布施物,须有经营管理的人,须有为朝礼者讲解本生佛传图画的人,“他们非得是与一般信众不同,但又不属于僧伽的'非僧非俗'的专家不可”。这些人反复讲菩萨行与佛的慈悲,在塔前礼拜念佛而入三昧见佛,“佛塔教团便成立了”。大乘经里的"菩萨众"存在于“声闻僧伽”之外,把它的起源假设在佛塔教团“未必是牵强的”。2

英文文里推论的两个关节写得更直白。菩萨众与比丘僧别为两团,证据是经文把两者分开列举:"比丘与菩萨必定各自独立生活,因为两者若在同一精舍里过共同生活,大概就不会被分开提及";出家菩萨靠信众供养,供养在何处受,"我得出的结论是,出家菩萨的宗教中心是佛塔"。塔归在家人,证据是《大般涅槃经》:"断定火化佛身、建造佛塔的是在家信众并不为错。如果接受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接受,管理并维持塔崇拜传统的也是在家信众"。文章末尾他把这个假设用在大乘经的"如是我闻"上:这些经不是佛说,却一律以这四个字开头,"我相信佛塔这一建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并自称全文只是"只是一个初步的章节"。佐佐木闲一九九七年把一九六八年书的论证归为四点:菩萨以十善为戒而不是波罗提木叉,所以菩萨本是在家人;大乘经严厉批评部派比丘,所以菩萨不可能是部派比丘,"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在早期大乘运动里扮演主角的大乘菩萨是在家人";塔不属僧伽,律禁比丘在塔中食宿,而经说菩萨住在塔中,所以菩萨是住塔护塔的在家人;共住一个僧团的人须守同一律藏,教义迥异的比丘与菩萨不可能共住。本篇以下按这四点的顺序逐一检验。3

他留了一个缺口,后来的批评者很少提:《般若经》的支持者“应在与佛塔不同的方向上探求”。这句话说明平川自己不认为一条链能解释全部大乘经。Williams 把这一说概括为"一个可辨认的菩萨教团,由地位平等的在家与出家成员组成,以佛塔为中心",评语是"依赖的假设太多,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4

二、在家这一环

在家一环倒在最早的汉译经文上。Harrison 一九八七年读支娄迦谶译的十一部经,结论是这批经的视角"最可能是大乘比丘的视角":在家菩萨常居叙事中心,却不断被劝出家修头陀,"这些经对在家菩萨的位置有明显的两可态度";女人受教而不称菩萨。《法镜经》是最早译出的在家菩萨经,它自己说“未曾有開士在家為得道者,皆去家入山澤”。Nattier 二〇〇三年专门研究这部经的异译《郁伽长者所问经》,她指出经文的结构本身就按在家菩萨与出家菩萨两半分开,所以读到平川说经里"出家与在家的区别不清楚"时"令人惊讶";她的结论是,平川说大乘出于塔崇拜"在《郁伽经》里得不到任何支持",这部经反倒给出相反理论的大量证据,即"菩萨道是在传统寺院僧团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可选的宗教志业发展起来的"。Harrison 一九九五年再说一次:早期大乘经不为出家菩萨另立戒条,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受各自部派的律约束,《般舟三昧经》明写出家菩萨当持波罗提木叉,平川却说这些早期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平川的那幅图,一个在家运动后来被僧尼接管,"我想,几乎与真相相反"。Drewes 的综述说,在家起源说在西方本来就是"不过是一个靠重复撑起来的断言",Harrison 一文"宣告了在家起源说在西方的终结","Harrison 一提出质疑,它立刻就垮了"。Gombrich 也说:"关于此事最流行的看法是,大乘是在家人的佛教。大体上我不同意这个理论。"5

印顺从十善戒入手驳同一环。平川以大乘经以十善为尸罗波罗蜜、十善是在家戒,推出大乘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印顺问:“十善戒但屬於在家嗎”,并说十善是有佛无佛、在家出家共通的总相戒,离邪淫在八正道的正业里也通于出家;他承认平川说初期大乘以十善为菩萨戒、三聚净戒后起“這是很正確的”,不接受的只是由此推出在家主导。至于经里的"法师",平川说在家菩萨与女性也可为法师,印顺说法师由律典里的唄比丘演化而来,“應該是從比丘法師而演化到在家的”;第三篇第三节已讲 Drewes 的统计站在印顺一边。佐佐木闲只用平川自己举的材料驳第二点:平川举了许多批评声闻乘的经文,"却举不出一段批评比丘的经文",他认定为批评比丘的唯一一例,经文的本意是持戒清净的比丘若执着于我仍非真持戒者;经文批评的是声闻,不是比丘,这反倒暗示出家菩萨就是部派里的比丘。6

驳在家一环的人里有一位持异议者,Vetter。他一九九四年把平川说改造成两阶段:大乘"真正开始"于佛塔的守护者与参访者,首先是建塔护塔的显贵在家人,他们在塔前听本生故事,想到模仿佛前生的舍财舍身以成佛,这是无文献记录的英雄阶段;般若作为成佛的方法是后加的。他自己说这是平川的"他的想法的一个改造形态,但他可能已认不出那是自己的",并留了一句"所以不能说那一定是在家人。但比丘、比丘尼也不是首先想到的人"。Williams 称之为在家说"较近的一次同情的重述"。本书把它记为少数意见。7

三、塔这一环

塔一环倒在三处:经文对塔的态度,律藏里塔的归属,以及"菩萨住塔"这一读法本身。

经文一侧的反驳出自 Schopen。一九七五年他考"此处即成塔"一语在《金刚经》《八千颂》等经里的用法,结论是这些经"主要联系的是书崇拜,不是塔崇拜",对塔崇拜态度否定,二〇〇五年重印时改为"含糊的否定";平川"过分倚重《法华经》",并把塔当作先在的元素,"陈述论证的方式,使一个本来令人兴奋的假设变得颇为可疑"。二〇〇五年他说得更重:平川说"一直至少有两处令人费解",第一是"早期大乘经文献里没有证据支持它",第二是说大乘出于塔崇拜"等于只是说它出于当时既有的寺院佛教",因为僧尼与在家人在大乘经写成之前几百年就都在拜塔;早期大乘经里塔与舍利少到"人不免要问,平川把大乘兴起与塔崇拜联系起来的'理论'究竟怎么会产生",最可能的来源是作者对早期比丘的"预先设想的理想或图景"。8

Harrison 一九九五年从僧团的生计补一条:塔崇拜是这样强大的运动,"像塔崇拜这样强大的运动,不可能被允许落入以在家人为主的控制之下,因为那会严重威胁僧团的生计";东南亚的考古与人类学记录都说塔在寺院里或寺院旁。大乘经里塔供养常被举为最大的功德,目的既不在提倡,也不在禁止,只是拿它与般若、持经、三昧相比而置于其下,"这是一个从事虔信宗教的在家塔崇拜教团的作品吗?我相信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以出家人为主、从事艰苦苦行的禅修者教团的作品"。他同时注明 Schopen 把大乘经对塔的否定态度说过了头。9

律藏一侧的反驳出自印顺。他说部派时代“佛塔反而是從屬於僧伽的”:塔地与僧地相连,僧众扫塔烧香造塔,塔物由僧伽管理,净人与优婆塞只是代理;“不宜依據早期情況塔物由在家人經營及誤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而想像為從僧伽以外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團中出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正中平川链条的接头处:“佛塔非僧伽所有是否就等於佛塔與在家人或不僧不俗者一體佛塔屬於不僧不俗者的所有物”。Silk 转述的两项研究针对的是平川的另两条论据:Schopen 一九九一年证明《大般涅槃经》那段嘱托只禁比丘参与葬礼,或只对阿难,或只对佛之葬,不是禁僧团管塔;佐佐木闲一九九一年证明乐舞供养之禁不在律的最古层,且对佛供养有例外。Silk 的判语是平川论证的主柱倒塌。10

"菩萨住塔"这一读法由佐佐木闲与 Nattier 驳倒。平川的塔崇拜论证有一个文献学的支点:鸠摩罗什译《十住毗婆沙论》说出家菩萨住在"塔寺"或阿兰若,安玄译《法镜经》与支谦译《华严》旧译用"庙"字称菩萨聚集之处,后译改作僧坊、僧伽蓝、精舍,平川由此推出"庙"译的是 stūpa,词汇之变反映大乘从独立的塔团体并入寺院。佐佐木指出支谦同一部经里说到塔时用的是普通的"塔"字,不是"庙";Nattier 指出《郁伽长者所问经》里在家菩萨进"庙"之后所念的是空、无相、无愿之"住"与四梵住,这是围绕 vihāra 一词的文字游戏,经文开列的庙中住众从持律者到禅师到管事,"这里不是一个新的以塔为基础的社群,是一所传统的、确实相当普通的佛教寺院",她说平川的假设"处处有方法上的问题"。佐佐木的结论是,只要不能证明菩萨的住处叫塔,就不能说他们住在部派僧团之外,"更合理的想法是出家菩萨与声闻住在一起"。11

塔一环倒了,塔与大乘的关系却没有倒。佐佐木闲二〇〇九年把两件事分开:"这一说里被近来的研究断然否定的,只是平川所谓大乘起源于在家信众群体的断言;大乘始于塔崇拜的看法至今没有被驳倒";塔崇拜早于大乘,不能否定塔崇拜导致大乘诞生,可能存在以塔崇拜为基本教义的一支大乘。下田正弘一九九七年从大乘《涅槃经》读出另一种关系:最古层的法师先拒斥塔崇拜,后来以"佛性"即众生内在的佛塔把它另一种形式再肯定;Radich 接着说这是塔的内化,"坟墓变成了子宫"。佐佐木在一九九九年的书评里提出相反的可能:塔崇拜本身是大乘第一阶段引入僧团的新仪式,理由是巴利律几乎不提塔崇拜;他说"我无意过分坚持我的解释"。12

四、碑铭与共住两环

碑铭一环平川用来作事后确认:不记部派名的佛塔碑“在数量上是部派所属的佛塔的数倍”,所以“本来佛塔并不属于部派教团”。Schopen 指出这个用法"有严重缺陷":平川不知道绝大多数捐施碑本来就不记受施团体,因而从少数佉卢文舍利碑"得出完全没有根据的结论",把不记部派当作捐给非寺院团体;"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对决定佛教捐施碑体例的文书规程仍然所知甚少"。Harrison 一九九五年说这是沉默论证,并加一句"平川对此持保留态度是对的"。Allon 与 Salomon 后来说得更一般:捐赠记在寺院所属部派的名下,与捐赠者个人属哪一乘无关,碑铭的沉默"什么也证明不了"。13

共住一环是平川链条里最弱的一节,印顺驳得最彻底。平川据《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六七五至六九八页主张部派间不能共住,菩萨因此不能与部派共住,大乘不可能从部派发展出来。印顺检律中异住与不共住的三类,破僧、犯波罗夷、三种举罪,皆非部派之别;《十诵律》的“捨此部到異部”、《四分律》的“入別部眾”只是舍依止或不成与清净;结论是“部派與部派間不能共住的一切文證都是脆弱而不能成立的”。反面的事实他列了一串:拘睒弥、瞻波分部的原则是“譬如真金斷為二段不得有異”,信众平等供养,旧比丘与客比丘的制度,义净所记主客待遇,诃黎跋摩与僧祇部共住,犊子部的弟子入无畏山寺;“設想為彼此間的交往不可能無疑是一項嚴重的誤解”。他对平川此说的评语是“以作者的廣博知識對漢譯經律的熟悉而作出這樣的結論是令人深感意外的”。佐佐木闲从律的定义补了一刀,这一刀本书在专题《提婆达多》里已经用过:阿育王时代破僧的定义从"持异说者另立僧团"改为"在同一僧团内另行布萨等羯磨","经此一改,只要共同行羯磨,持不同教义的人也能在同一个僧团里共住",所以"考虑到这些事实,平川的第四点便不成立。大乘与声闻乘的佛教徒是可以共住的"。Silk 二〇〇二年转述并接受这一点:教义分歧不是破僧之由,持异见者本来就可以共住。14

五、剩下什么

剩下的第一样是问题与方法。Harrison 一九九五年开头就说他同意平川对最早汉译的重视,"那正是我自己研究的基石"。佐佐木一九九七年全文只用平川自己举的材料,结论是这些材料"也能用来支持大乘出于寺院佛教的理论",部派里的比丘与支持他们的未受戒菩萨一起推动了大乘,这样想没有矛盾。印顺说平川“開闢一新的方向大乘教團的起源這是一個卓越的見解”,他的第十五章整个是对同一问题的另一种回答。佐佐木说平川是第一个用前大乘材料探索大乘起源的人,只因预设了在家起源,"他的结论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即便结论无效,他的研究仍是本领域"最杰出的"。下田说平川与静谷以汉译记录定诸经先后、建立整体框架,若撇开在家与塔崇拜的结论,"他们走在今天的研究者前面"。Boucher 把问题接过来:“问题在于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生活之资、住什么地方、与何种人接触过”,这句话出自平川,Boucher 的整本书在答它。15

剩下的第二样是对这一说来路的诊断。印顺说:“果真這樣初起的大乘教團倒與現代日本式的佛教相近這一說大概會受到日本佛教界歡迎的也許這就是構想者的意識來源”。Harrison、Nattier、Silk 在西方说了同样的话,Drewes 把西方的批评概括为"它把当代日本佛教的某些面貌投射了上去,那种佛教以在家修行为主,僧侣有妻室,也不保有具足戒的法脉";Drewes 又引 Durt 的话补一句,西方的在家说把大乘描绘成"以与西方新教相同的方式产生",并且"很可能带有法国世俗主义的投射"。下田说平川"把日本佛教界的当代情形投射到在家与出家对立的图式上"。诊断不是反驳,但它解释了为什么一条每一环都有材料的链会整个倒下:每一环的材料都被读向了预先设定的方向。16

本书的判断,按史实、推断、判断三层写。史实一层:最早的汉译大乘经出自比丘的视角,在家菩萨被劝出家;《郁伽长者所问经》里菩萨所住的是普通寺院;部派时代的塔由僧伽管理;绝大多数捐施碑不记受施团体;律藏允许持异见者共住。推断一层:大乘经不是在家人写的,强度高;塔崇拜不是大乘的起点,强度中等,佐佐木的保留本书照留;平川的推论方向出于他所处的日本佛教,强度中等,这是诊断不是证明。判断一层:平川说的失败不在材料,在方向;他问对了问题,答错了人。他自己留的那个缺口,般若经的来源在别处,说明他知道一条链不够。本书接过他的问题,第三篇用另一群人来答。

六、小结

平川说是一条推论链:在家中心,塔独立于僧伽,塔须有非僧非俗的专家,大乘经出于他们。在家一环倒在支娄迦谶译经的比丘视角、《法镜经》的"在家无得道者"与大乘经只批评声闻不批评比丘上,塔一环倒在经文对塔的冷淡、律藏里塔从属僧伽与"庙"字本是 vihāra 上,碑铭一环倒在捐施碑本不记受施者上,共住一环倒在律藏的共住事实上。剩下的是问题本身与塔崇拜同大乘的关系,前者各家接过,后者尚未被驳倒。本书的判断是平川问对了问题,答错了人。

引文说明:平川彰一九六三年英文文据《东洋文库欧文纪要》原刊页码核对,正文用译文,英文原文录于注,含原文的“an tentative”;《印度佛教史》据庄昆木译本核对,引文照译本简体,原书页码据译本所标;一九六八年原书本书未取得,该书的论点据佐佐木一九九七年的四点归纳与印顺的转述;Schopen、Harrison 一九八七与一九九五年两文、Gombrich、Drewes、Vetter、Williams、Boucher、Silk、Sasaki 一九九七、一九九九与二〇〇九年三文、Shimoda、Radich、Allon 与 Salomon、Nattier 各书文据原刊页码核对,正文用译文,英文原文录于注;印顺据 CBETA 本核对,引文保留繁体,CBETA 本不标点。

注

参考文献

  1.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第三章第三节〈大乘佛教的源流〉,该节自注说明是据一九六八年的《初期大乗仏教の研究》改写的。原书页 330:“大乘佛教是由何处兴起的,现在并不清楚,但是从大体上来看,认为其有三大源流。第一是由部派佛教发展而来。”同页:“至今为止,一般认为大众部发展成大乘佛教,但是大乘佛教出现以后,大众部仍持续存在,所以难以看作是由大众部发展而消解成大乘。”页 332:“但是教理有所类似,并不直接意味着是此部派出身者述作了大乘经典。”页 339:“无名修行者自己起了菩萨的自觉,是无法由佛传文学的赞叹菩萨行导出来的,而有其他原理。”Akira Hirakawa, “The Rise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Worship of Stupa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2 (1963): 57–106,第 57 页:"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Nikāya Buddhism is complicated, and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conclude that the Mahāyāna is a development from the Mahāsāṃghika, simply because the latter advocated a number of progressive ideas. In this paper I propose to analyze the doctr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hāyāna and Nikāya Buddhism and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Saṃgha as possible clues to the rise of Mahāyāna Buddhism." ↩

  2. 平川前书,原书页 342:“部派佛教是出家中心的佛教,是重视戒律的佛教,所以成为以法为中心的佛教。”页 343:“相对地大乘佛教本来是在家中心的佛教。在古大乘经典里说到了在家菩萨中心的教理,当然大乘也在后来变成出家中心的佛教,但是是由在家佛教逐渐转变成出家佛教。”同页:“如此产生教法的宗教上的场所,可以考虑佛塔。”页 344:“首先,佛塔本质上是在家信众之物。”页 346:“因此除了有包含在部派教团中的佛塔之外,可以看作存在着不属于部派而由信众团体独立经营的佛塔。”页 348:“如此佛塔有财产,有护持、管理者,他们非得是与一般信众不同,但又不属于僧伽的”非僧非俗“的专家不可。”页 349:“在大乘经典里,记载有菩萨的集团是作”菩萨众“(Bodhisattvagaṇa),存在于部派教团”声闻僧伽“(Śrāvakasaṃgha)之外。将菩萨众的起源假设于佛塔教团,未必是牵强的”。 ↩

  3. Hirakawa 1963 前文第 81 页:"The bhikṣu and bodhisattva must have lived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ecause if the two had led a communal life in the same vihāra, they probably would not be mentioned separately."第 85 页:“As I have stated, there were both renunciants and householders among the bodhisattvas, and the former lived by the offerings made by the faithful worshippers.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the place and method by which the renunciant bodhisattva received the offerings of the faithful. From my studies of this problem I hav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the stupa which was the religious center for the renunciant bodhisattvas.”第 103 页:"Therefore, it would not be wrong to conclude that those who cremated the Buddha's body and erected stūpas were followers among the laity. If this is accepted, then we must als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ose who administered and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s of stupa worship were also lay followers."第 106 页:"The Mahāyāna sutras as we have them today are not the words of the Buddha, but there must have been a reason for them to uniformly begin, ‘evaṃ mayā śrutam.’ I believe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tūpa provides an tentativ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同页:"this paper which attempts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stūpa worship is merely a preliminary chapter"。Sasaki Shizuka,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Eastern Buddhist n.s. 30/1 (1997): 79–113,四点的归纳分见第 87 至 88、98 至 99、109 页,第 88 页:"Since many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sūtras severely criticize the sectarian bhikṣus as inferior to the Mahāyāna bodhisattvas,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that the Mahāyāna bodhisattvas were also sectarian bhikṣus. Therefore, the only ration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Mahāyāna bodhisattvas who played the major role in the early Mahāyāna movement were lay people."第 87 页注 15 说明四点在《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重版第二卷中的位置:第一点第 3 至 78 页,第三点第 189 至 316 页,第四点第 332 至 356 页。 ↩

  4. 平川前书,原书页 349:“但是《般若经》的支持者的起源,应在与佛塔不同的方向上探求。”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第 22 页:"Hirakawa's main point appears to be that the Mahāyāna grew up among an identifiable order of Bodhisattvas, composed of lay and renunciate members of equal status, centred on the stūpas, relic mounds, and relic shrine worship."第 23 页:“Hirakawa's paper relies on too many suppositions to be fully convincing”。 ↩

  5. Paul Harrison, “Who Gets to Ride in the Great Vehicle? Self-Image and Identity among the Followers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0/1 (1987): 67–89,第 86 页:"The point of view presen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hāyāna sūtras is most probably that of Mahāyānist bhikṣus."第 76 页:“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a definite ambivalence in these texts about the position of lay bodhisattvas.”《法镜经》原文见附篇第十段。Jan Nattier, 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ṛcchā)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第 74 页注 2:"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ome-dwelling and renunciant bodhisattvas is not only a major element of the plot, but determines the very structure of the sutra itself, it is astonishing to read the claim in Hirakawa 1990b that ‘in the Ugr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ome-leaving (shukke) and the home-dwelling (zaike) [bodhisattva] is not clear’ (p. 136)."第 93 页:“In sum, Hirakawa's contention that the ‘Mahāyāna’ emerged out of a cult of the stūpa finds absolutely no support in the Ugra. On the contrary, the sutra provides copious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opposite theory: that the bodhisattva path was developed, as an optional religious vocatio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traditional monastic community.”Daniel Boucher, 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āyā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第 55 页转述同书。Paul Harrison,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The Eastern Buddhist n.s. 28/1 (1995): 48–69,第 58 页:"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no precepts for the monastic bodhisattva existed, since Mahāyāna bhikṣus and bhikṣuṇīs would have already been covered by the Vinaya of their respective nikāya or ordination lineage. This is stated explicitly, for example, in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PraS), one of the older Mahāyāna texts which Hirakawa himself cites, at 9B and 9Mv1, where pravrajita bodhisattvas are enjoined to observe the Prātimokṣa (see also KP 134). And yet Hirakawa asserts that this early evidence point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同页:"His view of an originally lay movement taken over by monks and nuns is, I think, almost the reverse of the truth."David Drewes, “Early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I: Recent Scholarship”, Religion Compass 4/2 (2010): 55–65,第 57 页:“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spelled the end of the lay origin theory in the West. Harrison did not make an elaborate argument against it, but did not need to. The old theory was no more than an assertion propped up by repetition. As soon as Harrison questioned it, it immediately collapsed.”Richard Gombrich, “How the Mahāyāna Began”,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 (1988): 29–46,第 43 页。原文:"The most widespread view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Mahāyāna is the Buddhism of the laity. By and large I disagree with that theory." ↩

  6. 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正闻出版社,1981)第一章第一节:“他在佛與僧別體佛塔非僧伽的所有物及部派間不能共住交往大乘當然也不能與部派佛教者共住大乘經以十善為尸羅戒波羅蜜十善為在家戒等理由推想大乘與出家的部派佛教無關”;“部派間真的不能交往嗎十善戒但屬於在家嗎這些問題應該作更多的研究”。第十四章第三节:“這是很正確的但據十善戒解說初期大乘的菩薩為在家生活在家立場的宗教生活還值得審慎的研究”。第十五章第二节:“所以法師而通於在家出家應該是從比丘法師而演化到在家的”。据 CBETA Y0035 本核对,CBETA 本不标点。平川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原书页 395 至 397。Sasaki 1997 前文第 98 页:"In A Study of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 this is the only example from a Mahāyāna sūtra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criticism of bhikṣus, but as I think is plain, it is clearly not such a criticism. Therefore, none of the Mahāyāna texts Hirakawa presents criticize the bhikṣus of sectarian Buddhism. …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Hirakawa presents many texts that criticize the śrāvakas of the śrāvakayāna, but is not able to mention even one text that criticizes the bhikṣus,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rdained bodhisattvas were bhikṣus of the sectarian communities, as I suggested when discussing point one." ↩

  7. Tilmann Vetter, “On the Origi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the Subsequent Introduction of Prajñāpāramitā”, Asiatische Studien 48/4 (1994): 1241–1281,第 1241 页:“The first tries to show that lay believ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what I consider the group of initiator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custodians and visitors of stūpas which were supposed to contain relics of the Buddha.”同页自称“an adapted form of his idea, but he might no longer recognize it as his own”;第 1253 页:“So one cannot say that it must have been a lay person. But monks and nuns are not the first persons to think of.”Williams 前书第 272 页注 34。原文:“relatively recent sympathetic restatement” ↩

  8. Gregory Schope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第 II 章原刊 Indo-Iranian Journal 17 (1975),第 51 页:"it is apparent from the texts cited above that the Mahāyāna of at least these documents is predominantly associated not with the stūpa cult, but with the cult of the book. T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cult of the book, in turn, is invariably associated with an unambiguously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stūpa cult [I would now say 'an ambiguously negative attitude']."第 52 页:"By ignoring this negative [or less than positive] treatment of the stūpa cult in a number of Mahāyāna texts (some of which are undoubtedly early) and by leaning too heavily on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ltogether critical in his use of it, Hirakawa has presented his case in such a way as to render what is an exciting hypothesis more than a little doubtful."第 IV 章第 109 至 110 页:"There have, for example, always been at least two puzzling things about Akira Hirakawa's theory that the Mahāyāna arose out of the stūpa cult. The first is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early Mahāyāna sūtra literature that would support it. The second—which is equally straightforward—is that to say that the Mahāyāna arose out of the stūpa cult is to say no more than that it arose out of the established monastic Buddhism of its day";第 112 至 113 页:"there is surely so little in early Mahāyāna sūtra literature that concerns stūpas that one must wonder how Hirakawa's 'theory' connect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Mahāyāna with the stūpa cult could have arisen at all. … The most likely source for this description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would therefore appear to have been its author's preconceived ideal or vision of the early Buddhist monk and his religious behavior." ↩

  9. Harrison 1995 前文第 61 页:"Speak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implausible that such a powerful movement as stūpa-worship would ever have been allowed to pass under predominantly lay control, since that would have posed a major threat 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Saṅgha."第 62 页:"Stūpa-worship, or, as it is often expressed,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Realized Ones (Tathāgatas), is indeed frequently cited as (hitherto) the most meritorious activity conceivable, but the purpose is not to promote it, nor even to forbid it, but to compare it unfavourably with other religious activities or values, e.g., the realisation of prajñā-pāramitā, the memorisation of sūtras, or the practice of samādhi. … Is this the work of a lay order of stūpa-worshippers engaged in devotional religion? I believe it is quite the contrary: it is the work of a predominantly monastic order of meditators engaged in strenuous ascetic practices, people asserting, in short, that the Buddha is to be found in and through the realisation of the dharma, not the worship of relics."同页注 23:“In my view Schopen over-emphasizes the negative attitude displayed by Mahāyāna sūtras towards stūpa worship.” ↩

  10. 印顺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佛塔與僧伽出家比丘比丘尼眾不但關係密切佛塔反而是從屬於僧伽的這是部派佛教時代的歷史事實”;“不宜依據早期情況塔物由在家人經營及誤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而想像為從僧伽以外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團中出來”;第一章第一节:“不過佛塔與出家的僧伽別體佛塔非僧伽所有是否就等於佛塔與在家人或不僧不俗者一體佛塔屬於不僧不俗者的所有物”。Jonathan A. Silk, “What, if Anything, is Mahāyāna Buddhism?”, Numen 49/4 (2002): 355–405,第 379 至 381 页转述 Schopen 1991 与 Sasaki 1991,谓平川论证的主柱倒塌;两文本书未取得。 ↩

  11. 平川的"塔寺"与"庙"论证见 Hirakawa 1963 前文第 89 至 98 页,Nattier 前书第 90 页注 26 有梳理。Sasaki 1997 前文第 104 页:"Thus, a rational assumption is that the original term was vihāra. However, Hirakawa claims that the original term was stūpa and not vihāra. As before, he makes such a claim to support his theory that Mahāyāna Buddhism emerged from the laity."第 105 页论支谦译《华严》说到礼塔时用的是"塔"字,"It is thus unnatural to ignore this fact and assume that the original term for 廟 was stūpa";第 109 页:"Unless Hirakawa can prove that the bodhisattvas' residences were called stūpa, he cannot claim that they lived in places separate from the sectarian monastic communities. Considering the point that śrāvakayāna bhikṣus lived in such residences, and that bodhisattvas and śrāvakayānists often had close contact, as Hirakawa himself points ou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ordained bodhisattvas and śrāvakas lived together."第 99 页:"By reading some of the Mahāyāna texts that Hirakawa provides, we can confirm that ordained bodhisattvas lived around stūpas, where lay bodhisattvas would visit and worship."Nattier 前书第 91 页:“Hirakawa is quite right in pointing out that the vocabulary does change over time, and if this did indeed reflect changing conditions in India (rather than simply the changing preference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it would certainly be a major discovery. But there ar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with his hypothesis at every turn.”第 92 页:"Even without this philological evidence, however, the Ugra's descriptions of those who dwell at the miao (in AY's rendition) and of the events that take place there make it clear that we have here not a new stūpa-based community, but a traditional—indeed, quite ordinary—Buddhist monastery." ↩

  12. Sasaki Shizuka, “A Basic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cta Asiatica 96 (2009): 25–46,第 36 页:“the part of this thesis that has been roundly rejected in recent research is only Hirakawa's assertion that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re to be found in groups of lay followers, and the view that the Mahāyāna began from stūpa worship has still not been rebutted.”Sasaki Shizuka, “The 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 and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26/1–2 (1999): 189–197,第 192 至 193 页:“Shimoda clarifies the process whereby the dharma-kathikas at first rejected stūpa worship, and then later reaffirmed it in a different form through the worship of ‘Buddha nature,’ that is, ‘the Buddha-stūpa immanent in sentient beings.’”第 195 页:"The first stage of Mahāyāna Buddhism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stūpa worship into the life of the saṅgha."第 196 页:“It is not my intent to argue too strongly for my interpretation.”Michael Radich, The Mahāparinirvāṇa-mahāsūtra and the Emergence of Tathāgatagarbha Doctrine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 165 页:“Thus, by what Shimoda has called the ‘internalisation’ of the stūpa, the funerary monument of a lamented dead Buddha is transformed instead into the seedbed of new buddhahood for the future. Tomb becomes womb.” ↩

  13. 平川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原书页 313:“若如以上所见,可以说本来佛塔并不属于部派教团。自公元 1 世纪左右起,也出现了属于部派的佛塔,但其数量远远少于不属于部派的佛塔。”Schopen 前书第 142 至 143 页注 25,谓平川用碑铭"seriously flawed",“draw wholly unwarranted conclusions”,"The sad truth is that we still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 diplomatics that determined the shape of Buddhist donative inscriptions, and even less about the actual significance of Buddhist sectarianism 'on the ground.'"Harrison 1995 前文第 62 页:"he invokes the argument from silence to claim that where stūpas bear no inscriptions mentioning a nikāya, they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looked after and used by Mahāyānists. Indeed, Hirakawa is right to be tentative about this."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āra”, The Eastern Buddhist 41/1 (2010): 1–22,第 18 页:“the silence of the inscriptions in this regard proves nothing”。 ↩

  14. 印顺前书第六章第三节:“然為了證明菩薩教團的屬於在家而引用部派間的不可能共住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部派與部派間不能共住的一切文證都是脆弱而不能成立的”;“所以對部派時代的佛教界設想為彼此間的交往不可能無疑是一項嚴重的誤解”;“作者的構想大乘是從不僧不俗的第三者而來的以作者的廣博知識對漢譯經律的熟悉而作出這樣的結論是令人深感意外的”。拘睒弥与瞻波分部的原则、旧比丘与客比丘、诃黎跋摩与无畏山寺诸事见同节。Sasaki 1997 前文第 112 页:"The definition of saṃghabheda prior to this time was for ‘those who opposed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o form a separate community.’ However, with the need to unify different communities without changing their doctrines, the definition was changed to ‘perform the commutative rituals such as the uposatha separately within a single community.’ With this change, as long as the commutative rituals were performed together, even those who adhered to different doctrines were able to live together in a single community. … Hirakawa's point four becomes invalid when considering these facts. It was possible for Mahāyāna and śrāvakayāna Buddhists to live together."专题《提婆达多》第二篇第三节已据佐佐木另文讲破僧定义之变。Silk 前文第 375 至 376 页。 ↩

  15. Harrison 1995 前文第 52 页:“Now, first of all I agree with Professor Hirakawa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hāyāna sūtras. Indeed, that is the foundation-stone of my own research.”Sasaki 1997 前文第 112 至 113 页:"In this paper, I have reviewed the four major points that support the Hirakawa theory. At this point, the validity of these points is not confirmed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in thinking that both bhikṣus from within sectarian communities and the unordained bodhisattvas who supported them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hāyāna Buddhism. For this paper, I did not cite any materials other than those presented by Hirakawa himself. … However, I believe that my approach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materials Hirakawa presents to prove that Mahāyāna Buddhism emerged from the laity can also be used to support the theory that the Mahāyāna emerged from monastic Buddhism."印顺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平川彰博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開闢一新的方向大乘教團的起源這是一個卓越的見解”。Sasaki 2009 前文第 31 页注 11 谓平川因预设在家起源而“his conclusions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并称其研究为本领域“the most outstanding”。Shimoda Masahiro,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Mahāyāna Buddhism”, Acta Asiatica 96 (2009): 1–23,第 13 至 14 页:“they were ahead of the research being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today”。平川前书原书页 341:“问题在于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生活之资、住什么地方、与何种人接触过。” ↩

  16. 印顺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果真這樣初起的大乘教團倒與現代日本式的佛教相近這一說大概會受到日本佛教界歡迎的也許這就是構想者的意識來源”。Drewes 2010 前文第 57 页:“Several have pointed out that it projects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Buddhism, which is oriented primarily toward lay practice, has a married clergy, and does not preserve a lineage of full monastic ordination (upasampadā), onto ancient India”,所引为 Harrison 1995、Nattier 2003、Silk 1994 与 Williams 1989;同页引 Durt 1991:"the Western lay origin theory depicts the Mahayana as originating in the same manner as Protestantism in the West and that it likely involves a projection of French secularism (laïcité)"。Shimoda 前文第 3 页:“Hirakawa interpreted Mahāyāna sūtr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ontrasting the laity with renunciants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he portrayed the Mahāyāna movement as a process of the unfolding of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