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那烂陀、超戒寺与晚期大寺院¶

前四节从哲学的角度看了印度佛教晚期的主要思想运动：量论、中观瑜伽行综合、金刚乘。这些思想运动不是在虚空中发生的；它们需要一个制度性的载体：寺院。这一节看那个时代的寺院本身：它们是什么、怎么运作、如何成为印度大乘佛教最后几百年的知识中心，以及为什么一旦它们被摧毁，印度佛教就几乎无法恢复。

一、那烂陀的兴起¶

地理与创立

那烂陀（Nālandā）位于摩揭陀（Magadha，今印度比哈尔邦），距巴特那（Patna，华氏城）约90公里，距菩提伽耶不远。这个地理位置具有双重象征意义：摩揭陀是历史上的佛陀讲法之地，是佛教最初兴起的核心区域；而那烂陀距这些圣地足够近，使它在朝圣与学术之间保持了自然的连接。

那烂陀作为重要的学术机构，兴起与笈多王朝（Gupta，约4—6世纪）的繁荣同步。鸠摩罗笈多一世（Kumāragupta I，约415—455年）被传统认为是那烂陀的主要创建者或早期重要赞助者，此后历代诸王相继扩建，寺院规模不断扩大。¹

全盛时期

那烂陀的鼎盛期大约从5世纪延续到12世纪，历时约七百年。在其中的大半时间里，它是印度最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8世纪后期以后，超戒寺等后起大寺与之并立。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各国国王争相赞助。

物理规模上，那烂陀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多座院落、多层楼阁、数座高大的塔，规模据估约相当于一座小城。现代考古发掘（主要在20世纪初由英国考古调查局进行）揭示出了其中的若干院落，但挖掘出的部分只是整个遗址的一小部分。

二、那烂陀的学术制度与学问¶

规模与生活

进驻那烂陀的僧侣数量，各历史来源的估计差异很大，从三四千到一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字更可靠，那烂陀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术共同体之一，其规模之大，足以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亚历山大里亚、中古的君士坦丁堡相提并论。

僧侣的食宿完全由寺院提供，来源是附近村庄的土地收益（王室划拨给寺院的税收）以及各地国王的供养。这套经济支撑，意味着那烂陀的学者不需要为生计操心，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学术。这是那烂陀能产生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制度基础。

课程与知识领域

那烂陀的教学内容相当广泛，不局限于佛教哲学：

领域	内容	地位
佛教义理	三藏（经律论）、各派哲学（中观/唯识/量论/如来藏）	核心
因明（量论）	陈那—法称传统的认识论与逻辑学	核心
梵文语法（vyākaraṇa）	波你尼语法学	必修
医学（āyurveda）	印度传统医学	重要辅助
吠陀文献	对婆罗门诸论的了解，为论辩所用	辅助
密教	各级怛特罗的修行与哲学	晚期越来越重要

这个知识谱系，解释了为什么那烂陀培养出来的学者（如法称、寂护）可以在与各派婆罗门的辩论中游刃有余：他们不只学了佛教，也学了对手的思想框架。

辩论文化

那烂陀的学术生活，以辩论（vāda）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为特征。对一个新的论题，先由一位师傅提出命题，学生逐一从各个角度攻驳，师傅防守，直到问题被穷尽；定期的大型辩论更是公开举行，有时邀请外来的婆罗门或其他派别的学者参与。赢得辩论的佛教论师，往往能使对方改宗，并带来新的赞助。

这种辩论文化，是在印度整个思想竞技场里生存和竞争的产物（3.6已经点出），也是那烂陀学术精密化的制度推动力。在这里，一个论点要能站住，必须能经受各个角度的攻驳。这是印度佛教哲学在那个时代得以高度精密化的制度条件之一。

三、玄奘的记录：一份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今天能看到对那烂陀最详细的第一手描述，来自中国僧侣玄奘（602—664）。他于629年离开长安，历经艰险，于631—643年在那烂陀学习，跟随当时的住持戒贤（Śīlabhadra，约529—645年）研习唯识，是护法系的直接传人。玄奘回国后由其弟子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是那烂陀在中国文献里最详细的描述。²

玄奘的记录涉及多个层面：

物理描述：他描述了红砖建筑的宏伟，院落之间以走廊相连，最高的楼阁可以俯瞰周边地区，建筑风格精美，雕刻细腻。这些描述与后来的考古发掘基本吻合。³

学术氛围：玄奘在那烂陀停留的十余年里，博涉三藏。他描述到辩论的剧烈，以及随时可能受到挑战的学术氛围。他自己也在那烂陀代表寺院与外来的婆罗门辩论，据记载获胜。

学术地位的验证：据玄奘记载，入学考试由守门的学者主持，许多来到大门口的求学者，因为无法在口头上回答门卫的哲学问题，就被拒之门外。在那烂陀通过考试而留下来的，只是来访者中的少数。这个描述可能有文学性的夸张，但至少反映了那烂陀以学术声誉为门槛的自我定位。

义净（635—713）是继玄奘之后另一位在那烂陀留学的重要中国僧侣（671—695年在印度），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提供了7世纪末那烂陀的补充记录。

四、帕拉王朝与后期大寺院¶

那烂陀在7—8世纪仍然是中心，但从8世纪后期起，另一批大寺院在东印度（孟加拉/比哈尔地区）崛起，成为那烂陀的并行学术中心。这些寺院的兴建，与帕拉王朝（Pāla Dynasty，约750—1174年）的崛起和对佛教的系统赞助密不可分。

帕拉王朝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大规模赞助佛教而著称的王朝，根基在孟加拉和比哈尔。帕拉诸王从戈帕拉（Gopāla，约750—770年）开始，历代持续建寺赞助，到达摩帕拉（Dharmapāla，约770—810年）和提婆帕拉（Devapāla，约810—850年）时期达到顶峰。超戒寺、奥丹达普里、索玛普拉大寺都是帕拉时代的创建。

这个王朝存在的四百余年，是印度本土佛教最后的重要时期。帕拉王朝覆灭后，继起的犀那王朝转而扶持婆罗门教，佛教赞助随之萎缩；此后（约1200年起）伊斯兰政权又自西北东进，大寺院终于失去经济支撑。

五、超戒寺（Vikramaśīla）¶

超戒寺由达摩帕拉建立，其在位与吐蕃赤松德赞同时，故建寺约当八世纪末。藏文史料记它建在恒河之滨、摩揭陀北部的山上。今地一般比定为比哈尔邦博格尔普尔县的安提查克（Antichak）：印度考古局自1960年起在此断续发掘二十余年，揭出一座大型寺院遗址，其地望、规模与年代皆与记载相合，距恒河仅约两公里。但这仍是推定而非定谳：发掘至今未出带寺名的印章、封泥或铜板，而这类铭刻物正是印度诸寺址比定的决定性证据。它在那烂陀以东的恒河南岸，与那烂陀一在河干、一在摩揭陀腹地。⁴

规模与结构

据传统文献，超戒寺有六座大门，每门由一位学识渊博的论师（dvāra-paṇḍita，"门卫论师"）把守，能够在辩论中代表寺院迎接外来挑战者；寺院中心有一座大殿，是最重要的讲学场所。超戒寺的规模不及那烂陀，但在藏传佛教的历史记忆里，它的地位甚至高于那烂陀，主要因为11世纪的阿底峡（Atiśa，980—1054年）曾长期在超戒寺活动，并从超戒寺入藏，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详见第十一篇）。

超戒寺的学术特色

超戒寺建立较晚，密教在其中的地位比那烂陀更为突出。帕拉诸王对密教有特别的热情，因此超戒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密教与中观、量论并重的学术中心，而不只是显教哲学的机构。

阿底峡在超戒寺的身份，正好体现了这种双重性：他是一位受过严格显教训练的中观论师（他的《菩提道灯论》Bodhipathapradīpa 是渐修菩提道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一位受过多位大成就者传承的密教修行者。

六、其他重要寺院¶

帕拉时代的学术寺院不只是那烂陀和超戒寺：

寺院	梵文	地点	特点
奥丹达普里	Odantapurī	比哈尔邦（那烂陀附近）	帕拉第一任王戈帕拉所建；桑耶寺（西藏）的原型
贾格达拉	Jagaddala	孟加拉北部	帕拉晚期（11—12世纪）建立；超戒寺被毁后短暂继承部分功能
索玛普拉大寺	Somapura Mahāvihāra	今孟加拉国（帕哈尔普尔）	达摩帕拉所建，考古发掘保存较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桑耶寺的原型

欧丹多富梨位于印度摩揭陀，藏传记载将它视为桑耶寺的建筑原型。按布顿史的叙述，寂护以它为模型设计桑耶寺，以须弥山、诸洲、日月与铁围组织其布局。⁵这个细节体现了印度大寺院对藏传佛教物质文化的直接影响。

七、国际学术网络¶

晚期印度大寺院不局限于印度本地的学术机构；它们也是覆盖整个亚洲的知识网络的核心。

来自中国的留学僧

玄奘和义净是最著名的中国访客，但不是唯一的。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记录了他所知道的数十位中国僧侣赴印度求法的故事：有的成功返回，有的在途中遇难，有的就在印度圆寂。这些中国僧侣带回的不只是经典，也包括对印度学术生态的第一手了解。

来自西藏的访客

从8世纪起，西藏开始系统地从印度大寺院请来论师和翻译家。仁钦桑波（Rinchen Zangpo，958—1055年）在那烂陀和超戒寺学习过；阿底峡从超戒寺入藏（1042年），带去了系统的显密教法；马尔巴（Marpa，1012—1097年）多次赴印度，从那若巴处获得密法传承。

向东南亚的辐射

爪哇的婆罗浮屠（Borobudur，约8—9世纪）是东南亚最大的佛教建筑，其雕刻和设计反映了与那烂陀风格密切相关的佛教图像传统。室利佛逝（Śrīvijaya，苏门答腊）的王室积极赞助佛教学术，义净曾在室利佛逝停留学习梵文。

八、寺院体系的脆弱性¶

这些大寺院以其庞大的规模、精密的学术成就和广泛的国际联系，呈现出印度佛教在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同一个制度结构，也包含了深层的脆弱性。

依赖国家赞助：大寺院的运转依赖历代王室布施的封邑田租。一旦新朝不再确认旧赐，或转而扶持他教，其经济基础便难以为继。帕拉王朝的覆灭（约1174年）与继起的犀那王朝改奉婆罗门教，已使东印度大寺院陷入困难；此后约1200年伊斯兰力量的军事打击更是致命一击。

与社会的疏离：这些大寺院，在多大程度上与印度社会保持着真实的联系？在高度专业化的学术氛围里，出家学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可能比早期佛教时代大得多。早期僧团依托在家信众的供养维持，僧侣在托钵行脚中与民众保持日常接触；那烂陀的僧侣靠历代国王布施的封邑田租生活，可能更少需要去经营与在家社群的关系。这一疏离，意味着印度佛教缺少一个在学院体系之外、可以独立维持的民间基础。⁶这里与同时代的印度教不同：印度教神庙遍布各地，扎根于村庄和民间生活。

知识的集中性：那烂陀和超戒寺的图书馆，储藏了印度佛教学术传统几百年积累的文献。这种集中存储，在和平时期是优势，在战争时期是致命的弱点。文献一旦毁灭，无法重建。

九、历史终结：伊斯兰入侵与大寺院的覆灭¶

巴赫提亚尔·卡尔吉的攻击

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将领穆罕默德·巴赫提亚尔·卡尔吉（Muḥammad Bakhtiyār Khaljī）率军进入比哈尔。他当时是古尔王朝在印度的部将，奉艾伊拜克为上司，德里苏丹国要到1206年才立。最早、也最常被引用的记载出自米哈吉的《纳西尔史话》（Ṭabaqāt-i Nāṣirī）：他攻下一座"比哈尔的要塞城"，城中居民多是剃发的"婆罗门"，尽遭杀戮；城内藏书极多，事后才知整座要塞与城原是一所学院，当地语称之为 Bihār，即梵语的 vihāra。所指一般认作欧丹多富梨（Odantapurī）。这段记载有两处须留意：它没有记年份；米哈吉的消息得自一位参战者，而他在回历641年（1243年）才见到此人，距事已近半个世纪。通行的"1193年"不是原书所记，近人系年从1193到1206各有所据。那烂陀与超戒寺的结局也不一样。那烂陀受创、僧众离散，却未像欧丹多富梨那样被夷平，1230年代法主来访时，犹有一位老师在那里给七十名学生讲学；超戒寺在释迦室利跋陀罗1206年到摩揭陀时尚未全毁，到法主来访时已荡然无存。据传说（来源于数百年后的文献记载，史实可信度有限），那烂陀图书馆的火灾燃烧了数月。这可能是对存书巨量的比喻性夸张，也可能确有大规模焚书发生。⁷

为什么摧毁如此彻底

伊斯兰军队的攻击，是这些寺院终结的直接触发器。但需要指出，印度佛教的衰落早在12世纪的军事打击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中（详见下一节8.6）：帕拉王朝的衰落（自11世纪起）已经使大寺院的经济基础动摇；印度教的复兴在知识分子阶层里侵蚀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内部的密教化使佛教与印度教在表面上越来越难以区分。伊斯兰军队到来时，他们面对的是一批已经在政治上孤立、社会根基已经微弱的机构。军事打击是终点，不是原因的起点。

失去什么

那烂陀和超戒寺的覆灭，意味着印度佛教失去了它最后的制度性载体。散落的僧侣或隐于深山，或出奔尼泊尔、西藏。这是印度佛教传统在西藏得以相对完整保存的历史原因之一，西藏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印度佛教晚期学术传统的最后避难所和保险库。印度本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退缩到极少数地方（如东孟加拉一带），在大部分地区几近消失，直到19世纪末才有微弱的复兴运动（见第十二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Sukumar Dutt.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Indian Cul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2, pp. 328–331（印度佛教寺院史的经典研究，含那烂陀的详细描述）。 ↩
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 2087 号），那烂陀一节自"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厭）僧伽藍"起（T51n2087_p0923b12），历叙寺名所由、帝日王以下六王递建、僧徒数千与声驰异域者数百余。入学一节作："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T51n2087_p0923c17）。英译另见 Samuel Beal (trans.).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2 vols. London: Kegan Paul, 1884，那烂陀记录同在卷九。 ↩
这一句的对勘之据是那烂陀遗址的发掘报告，主要为 Hirananda Sastri. Nalanda and Its Epigraphic Material.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66. 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42。该书主旨在印章、铜牌与碑铭，遗址概况只在引言里略述（书内第 21 至 24 页）。可与玄奘所记对看的有两处：诸寺同一型制，"formed a rectangle bounded by an outer range of cells with an open verandah running round their inner face and enclosing a spacious quadrangular court usually containing a well"（第 21 页）；一号寺 205 × 168 英尺，墙厚六英尺半，"would indicate that the building was a strong one and had several storeys"，"built of reddish bricks of superior texture"，门廊台阶一道"leading from the entrance up to the top storey"（第 22 页）。同处也划了界限：玄奘所说的六座僧伽蓝落在发掘区的哪一处，"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一号遗址已揭出"not less than eight levels of occupation"（第 21 页）。所以正文所谓基本吻合，只到红砖、方院、多层这一层大轮廓；楼阁高下、廊道相连诸细节，报告并无可与玄奘逐项对应的描述。那烂陀在唐代中印交通中的位置，另参 Tansen Sen.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书内第 206 页记玄奘归国时携回那烂陀寺模型，与慧轮所携大菩提寺图并在长安公开展示。 ↩
Alaka Chattopadhyaya. Atīśa and Tibet: Life and Works of Dīpaṃkara Śrījñāna. Calcutta: Indian Studies Past & Present（后有 Motilal Banarsidass 重印本），第十三章〈The Vikramaśīla Vihāra〉。建寺见书内第 107 页所引多罗那他：达摩帕拉在位六十四年，建佛教道场约五十所，其中三十五所治般若学，"Śrī Vikramaśīla vihāra (was built) on the bank of the Gaṅgā in the north of Magadha on top of a hill"；中央一殿供与真人等身的大菩提像，环以五十三座密续小殿与五十四座常殿，通计一百零八所，外有围墙，并养一百零八位班智达。同章续引松巴堪布一本，所记殿数与供养数略异，且记其时西有 Cakrāyudha、北有吐蕃赤松德赞在位；建寺年代系于八世纪末即据此。今地则诸说并存，见书内第 111 页：或以为苏丹甘杰（Sultan Gunj）附近的 Vaiṣkaraṇ Śilā（Vidyābhūṣaṇa 与更敦群培持此说），或以为博格尔普尔县的帕塔尔加塔（Patharghata），后说出 Nundalal De，谓其"在 Coloong 以北六英里、博格尔普尔以东二十四英里、古代鸯伽都城瞻波以东二十八英里"，并断寺存"自八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末约四百年"，Samaddar 从之。原注引 Roerich 译《The Blue Annals》，该书不提供建寺年代与地望的依据，今撤；原文并称超戒寺"与那烂陀相距约500公里"，此数无出处且不实：两地同在今比哈尔邦境内，故一并删去。上引第 107、111 两页据原书页图核对。

今地一节据安提查克发掘报告重订。 该址由巴特那大学 B. P. Sinha 于 1960 至 1969 年发掘并首倡比定为超戒寺，印度考古局续掘至 1981 年，历年经过见 B. S. Verma. Antichak Excavations-2 (1971-1981).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102.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2011。發掘者本人的断语在书内第 10 页："Although, no epigraphic evidence in the form of seals, sealings or copper plate etc. bearing the name of Vikramasila was found during the excavations, yet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ical, circumstantial and material evidences so far discovered from the excavations, it can now safely be said beyond doubt that this very sit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site of the ancient Vikramasila mahavihara."；地望一层见书内第 14 页，谓遗址距恒河仅约两公里，摩揭陀与孟加拉一带再无如此规模的寺院如此临河，并引法主（Dharmasvāmin，1234 至 1236 年在印）所记超戒寺被夷平、基石投入恒河一语为证。但同一部书的印度考古局序言口径不同（该序在罗马数字页）："a nea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ikramasila and Antichak or even between Vikramasila and the scattere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the area of Antichak-Pattharghatta is problematic. This is because the excavations have not yielded corroborative epigraphic evidence, i.e., inscribed seals, sealings or copper plates bearing the name of the monastery. The discovery of such inscribed material has proved to be the clinching evidenc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veral monastic sites in India. Therefore, in the light of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remain tentative."（原文 remain 如此）。正文取后一口径。旧说诸家的谱系见同书书内第 397 页：Cunningham 指巴特那县 Badgaon 附近之 Silao，Vidyābhūṣaṇa 指苏丹甘杰，Nundalal De 指博格尔普尔县 Colgong 附近之帕塔尔加塔，Banerji-Shastri 指巴特那县 Hulasganj 附近之 Keur；本书原文所列苏丹甘杰與帕塔尔加塔两说即出此谱系，系安提查克发掘之前的旧论。历次发掘的年份与各年简报页码，另见印度考古局〈Excavations Since Independence: Bihar〉一表（Antichak 条列 1960-61 至 1981-82，皆 ASI 所主），逐年简报如 Indian Archaeology 1975-76: A Review 书内第 6 至 7 页（"EXCAVATION AT ANTICHAK, DISTRICT BHAGALPUR.—In continuation of the last year's work (1974-75, pp. 7-8) the Vikramshila Excavation Project of the Survey under Dr B. S. Varma… resumed the excavation"）、1976-77 书内第 10 至 11 页、1978-79 书内第 41 至 43 页。印度考古局把这个工程径称为超戒寺发掘项目（Vikramshila Excavation Project），这一名称本身即见其比定之信，但按其序言所立的标准，铭刻物未出，比定仍当存疑。 ↩
布顿史此处据Alaka Chattopadhyaya, Atīśa and Tibet: Life and Works of Dīpaṃkara Śrījñāna in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ibet (Calcutta: Indian Studies: Past & Present, 1967), p.239转引；该页引Obermiller译布顿史第二部p.189。参Sukumar Dutt,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1962), pp.354–355。 ↩
这一判断须与相反的一路证据并看。舍普恩（Gregory Schopen）数十年的工作，正是从铭文、律藏与考古材料论证印度僧院深涉地方的经济与家族生活，其书题即示其路：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Honolulu, 1997）、Buddhist Monks and Business Matters: Still More Papers on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Honolulu, 2004）、Buddhist Nuns, Monks, and Other Worldly Matters: Recent Papers on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Honolulu, 2014）。本书仍取正文之说，理由在断言的范围：舍普恩所论多就寻常僧院与更早的时段立言，本节所问的则是晚期那几所以学术为业的大寺院与其所在社会的关系，两者不必同调。但这一分辨本身是本书所立，不是舍普恩的结论；把他的材料径直移来反驳本节，或径直移来支持本节，都不妥当。 ↩
原始记载见 Minhāj-i-Sirāj Jūzjānī. Ṭabaqāt-i-Nāṣirī, trans. H. G. Raverty. Vol. I. Calcutta: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81，书内第 551 至 552 页（下引据原书页图核对）。第 551 页谓其"organized an attack upon the fortified city of Bihār"；第 552 页："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place were Brahmans, and the whole of those Brahmans had their heads shaven; and they were all slain. There were a great number of books there … it was found that the whole of that fortress and city was a college, and in the Hindūī tongue they call a college […] Bihār"；雷弗蒂注二述 Zubdat-ut-Tawārīkh 的异文之后按曰，其地实为"a college, but, correctly, a Buddhist monastery"。同页自记消息来源：作者于回历 641 年在 Lakhanawatī 遇见当年随军的 Ṣamṣām-ud-Dīn，"this account is from him"。原书正文不记年份。雷弗蒂同页注四订正其时艾伊拜克尚未称苏丹，其主 Mu'izz-ud-Dīn 仍在，"was assassinated thirteen years afterwards"，由后者 1206 年遇刺倒推，其事当在 1193 年前后，这与通行之说相合，但只是译注者的推算，不是原书所记。近人系年各异，见 Audrey Truschke. "The Power of the Islamic Sword in Narrating the Death of Indian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57, no. 4 (2018): 406–435，书内第 408 页注 7："1193 is the most common date, working on the assumption that Muhammad bin Bakhtiyar hit Nalanda shortly following the sack of Bihar Sharif"，其后并列 1197、1198、约 1200 诸家；书内第 418 页又指出米哈吉"is repeating a story that he heard fifty years after the fact and had not independently verified"。所攻之城即欧丹多富梨，其寺之毁，Sukumar Dutt.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2 系于"round 1198"（书内第 347 页），同页谓那烂陀"was not demolished like Odantapura and Vikramaśila, though … much damage was done"；法主来访时那烂陀尚有老师授徒七十人，见书内第 347 至 348 页；超戒寺在释迦室利跋陀罗 1206 年到摩揭陀时"had not been wholly destroyed, but it was completely effaced by 1235"，见书内第 359 页。本书原作"德里苏丹国的将领"，按雷弗蒂注四，其时苏丹国尚未建立，今改。 ↩

第五章 那烂陀、超戒寺与晚期大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