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术佛教研究的方法与进展¶

【编例】 当代英语学界的中观诠释带有传承色彩：不少被当作标准读法的图景，系谱上是格鲁读法的转写（本书第二卷附录二已就 Garfield 一系存一笔系谱说明）。这一层的系统梳理，留待以后的版本在本章展开。

前两章看的是佛教传统自身在现代语境下的变化：佛教现代主义的思想面貌、佛教在西方的地理传播。这一章换一个视角，讨论外部的学术研究如何改变了我们理解佛教的方式，以及这些改变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佛教传统的自我理解。

两个方向的影响都是真实存在的：现代学术研究发现了很多传统内部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这些发现改变了某些传统的叙述；反过来，修行者和信仰者对学术研究的参与，也改变了学术提问的方式。这个双向互动是理解现代佛教研究的关键背景。

一、现代佛教学的形成（十九至二十世纪初）¶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佛教研究是十九世纪欧洲东方学的产物。

语文学的奠基。欧洲学者学习了巴利语、梵语、藏语和古汉语，开始系统地翻译和编辑佛教文献。伦敦的巴利文学会（Pali Text Society，1881年由特鲁斯·大卫斯，T. W. Rhys Davids 创立）出版了大量巴利文原典和英译。法国学者布尔努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年）对梵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奠定了欧洲佛教学的语文学基础。词典编纂、版本校勘、文本翻译这些技术性贡献是真实的，使佛教文献第一次对非亚洲人大规模可及。

比较宗教学的框架。与此同时，宗教比较研究正在形成。麦克斯·米勒（Max Müller，1823—1900年）的《东方圣典》系列把不同宗教的文本并排放置，隐含了一种"所有宗教底层共享某种人类普遍灵性"的假设。佛教在这个框架里常常被定位为一种"道德—心理学的宗教"，没有神学，没有神，只有伦理和内心修炼。这个定位对后来的佛教现代主义有相当的影响（12.1已从另一角度讨论这个点）。

东方学的问题。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1978年）里的批评，在佛教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应用：欧洲学者构建的"原始的、纯粹的佛教"形象高度理性化、去迷信；亚洲现实中活着的各种佛教传统则被描述为对这个"原始佛教"的退化和腐化。这不止是文化偏见问题。它深刻影响了后来亚洲佛教改革者的自我理解：他们接受了这套"纯化"的框架，用来批判本土传统。¹

需要澄清一个可能的误解：这不意味着欧洲学者对佛教的所有描述都不可信。语文学的成就是真实的，很多历史发现是可靠的。关键在于哪些发现被强调、哪些被忽视、用什么框架组织这些发现；这些选择受到了特定历史立场的影响。区分"发现了什么"和"如何诠释所发现的"，是评估早期佛教学遗产时必要的分析工具。

二、二十世纪的主要学科贡献¶

二十世纪，佛教学在语文学的基础上向多个方向扩展：

文本批评与历史分层。对佛教文献进行批判性的历史分析，辨别哪些文本更早、哪些更晚、哪些是后人叠加的，成为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重要工作方向。这对各传统的自我叙述都有冲击：南传的《本生经》大量故事很可能比佛陀晚出；大乘经典虽然声称是佛说，但文本史指向公元前后才开始形成；藏传的伏藏文本，文体和思想内容指向比宣称的时代晚得多的写作。这些发现的目的不在于推翻文本价值，而在于给它们更准确的历史定位。

考古学与铭文学。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文本史无法提供的历史空白。桑奇石刻、阿育王铭文（1830年代以来被逐步发现和解读）、犍陀罗写本（1990年代以来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陆续现世的大量以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写本）、敦煌文书（1900年发现）等物质资料提供了对佛教历史的独立证据，有时与文本传统的自我叙述相符，有时明显不同。²

社会史与经济史。佛教传统通常以哲学和修行为自我叙述的中心；二十世纪的学者开始关注佛教实践的社会经济维度：寺院作为经济中心、土地所有者、地方政治行动者；寺院教育对知识阶层的塑造；佛教在贸易网络里的作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与商人关系）。这些研究揭示了佛教在历史上是如何在社会结构里运作的，而不只是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存在。

比较哲学的成熟。二十世纪后半叶，比较哲学开始以更严格的方式进行：先仔细辨析哲学问题的具体语境、概念结构和论证方式，再承认两个传统之间的真实相似性和真实差异，不把东西方哲学简单对等。这本书在每一章所做的"义理对照"就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明确标注"这是哲学类比，不是历史影响"，仔细说明类比在哪里成立、在哪里不成立。

三、几个改变了佛教理解的学术发现¶

有几个学术发现，对佛教研究的整体图景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乘起源问题的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之前，西方学者对大乘的历史地位持有两种相互交叠的叙述：其一，大乘是对"原始佛教"的退化（在Protestant影响下的评价：大乘仪式化、神话化，偏离了早期佛教的理性精神）；其二，大乘是从"小乘"（部派佛教）单线衍生而来的后起发展（历史演化图式）。二十世纪后半叶，肖彭（Paul Harrison）、格里芬斯（Paul Griffiths）、施密特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等人的工作揭示了大乘起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见4.1），改变了这个简单的线性起源图式：大乘来自多种宗教实践和书写传统的交汇，不从部派佛教单线衍生。

犍陀罗写本与最古老的佛教文本。1990年代以来，大量犍陀罗语（Gāndhārī）写本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陆续现世。这些写本的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使它们成为现存最古老的佛教手写文本，比此前已知的最早写本早了几个世纪。其中最早的一批是大英图书馆所藏的佉卢文残卷，约当公元一世纪前半，编者称之为现存最古的成组佛教写本。这批材料的来路本身值得一记：它们经古董市场辗转购得，发现的时间、地点与情形都没有记录，考古脉络的缺失使其学术价值受到相当折损，这话是该批写本的编者写在书的开头的。它们揭示了早期佛教文本传统的多样性：有些经文与巴利文和梵文传统高度相似，有些明显不同，说明早期流通的版本比我们以为的更为多元。²

敦煌文书与中国佛教史。敦煌藏经洞（1900年发现）的文书，对中国佛教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在中国佚失的佛教典籍在敦煌被发现，中世纪中国佛教的修行实践通过大量实际使用的佛事文书得以呈现，禅宗早期史（包括桑耶论诤的汉地文书，见11.1）也通过敦煌文书得到了新的历史证据。

四、方法论的争论¶

随着佛教研究走向成熟，学科内部也出现了关于研究方法的重要争论：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研究者是否必须是修行者才能真正理解佛教？还是相反，修行者的立场会干扰学术的客观性？这个争论在宗教学里更广泛地存在，但在佛教研究里特别尖锐，因为大量西方学者本人就是佛教修行者。罗伯特·沙尔夫（Robert Sharf）等人批评，用修行体验来辩护某种学术诠释是一种无法被外部检验的方法，会沦为不可证伪的主观主义；另一方则认为，修行体验可以提供局外人无法获得的理解维度。

"佛教"是一个统一体还是多样体。早期的佛教学往往把"佛教"当作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本质"或"核心"可以被发现；二十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佛教在历史上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佛教实践，差异可以极大。洛佩斯（Donald Lopez）等人的工作特别有力地挑战了"有一个真正的佛教"的预设，而这本书的整个写法也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追踪各个传统各自的历史线索，不作最终的"真正佛教"裁断。¹

批判性佛教（Critical Buddhism）。这是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学术运动（代表人物：松本史朗和袴谷宪昭，1980—90年代），他们批评了日本佛教中广泛流行的"本觉思想"（"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觉悟的"的如来藏式理解），认为这是对早期佛教的根本背离，并与日本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内在联系。其逻辑是：如果"一切皆是佛性的显现"，那现实的等级制度和战争也都是佛性的显现，不需要反对。他们主张回到早期佛教的"缘起"立场，拒绝任何本体化的如来藏。这场运动在日本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注意和回应。³

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佛教学。从1980年代起，女性主义学术开始系统检视佛教传统里的性别结构：比丘尼传承的历史（和断绝）、传统文本对女性的描述、女性修行者在历史上的实际角色（往往被正史低估）、以及现代佛教传统里的性别不平等。这些研究既揭示了历史上的真实问题，也为当代佛教改革（尤其比丘尼受戒问题，第九篇第四节）提供了学术依据。⁴

五、学术研究对传统的反馈¶

学术研究不只是在外部描述佛教；它对佛教传统本身也产生了反馈效应：

重新组织正典。学术研究对文本历史的重建，影响了某些传统对"什么是权威文献"的态度。印顺法师在台湾汉传佛教里的影响（12.1），部分来自他接受现代历史批判方法，用它区分"佛陀的原始教法"（他认为更接近阿含经）和"后来发展的大乘"。这引发了汉传佛教内部关于"什么是正宗佛教"的重新讨论。

解构传承神话。关于各宗派创始历史的学术研究，常常与宗派内部的传承叙事不同：禅宗"六祖惠能"历史的复杂性（敦煌文书揭示的版本与《坛经》通行版本有差异）、藏传伏藏文本的历史年代问题、日本日莲宗对佛陀直接传承的主张……学术研究一再揭示，传承叙事往往是后来建构的，包含神话化和政治化的成分。这些发现，对严格按传统叙事建立信仰的信众有时是困扰；对更愿意以开放态度理解传统的人，反而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图景。

跨传统的文本校勘。多个佛教传统保存了同一部经或论的不同版本（如汉文译本、巴利文版、梵文版、藏文版），学术的比较校勘工作揭示了各版本之间的差异，有时可以更精确地重建早期文本的面貌。这种多传统比较在历史研究上极有价值，在实践层面则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以哪个版本为准？这个问题在比丘尼受戒的争论里尤为突出。不同律典对受戒程序的规定有差异，而这些差异在现代受戒争论里被各方分别援引。⁵

六、"学者—实践者"的身份问题¶

近三十年里，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学者—实践者"（scholar-practitioner）的身份：既在学术机构从事佛教研究，又在某个传统内部有认真的修行实践。这在早期西方佛教学里极为罕见（早期的东方学家基本上是基督徒学者，保持研究对象与个人信仰的严格分离）；今天，相当比例的佛教研究学者是佛教修行者甚至出家人。

这个身份变化带来了真实的张力：学术研究要求可证伪的论据、开放的质疑、不受信仰限制的批评；佛教修行传统往往要求对教法和上师的信任、对传承权威的尊重。当两者都成为同一个人的身份要素时，它们会在具体问题上相互拉扯。

目前，这个问题没有普遍接受的答案，各个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在两个角色之间找平衡。有些人明确区分"作为学者的立场"和"作为修行者的立场"；有些人认为两种身份可以相互丰富；有些人则认为真正的学术客观性本来就不存在，每个研究者都带着立场，关键是让立场透明，不去假装客观。本书认为最后这种立场最为诚实，这也是本书始终用"本书认为""本书立场"等标记来区分陈述与判断的理由。

七、数字人文与开放资源¶

二十一世纪，数字技术改变了佛教研究的基础设施：

大型数字文。SAT（东京大学的汉文大藏经开放数据库）、CBETA（中华电子佛典协会）、Gretil、BDRC（藏传佛教资源中心，Gene Smith遗产的机构形式）、Access to Insight（巴利文英译）等，把原来只有特定图书馆才能访问的珍贵文献向全球开放。这极大地降低了佛教研究的门槛，也改变了谁可以参与佛教研究的社会学图景；后一句是本书就可观察的现象所下的判断，未经量化。

语料库语言学。有了数字化文本，语料库分析（统计词汇出现频率、追踪概念演变、比对文本相似性）成为可能。一些长期依赖专家阅读和记忆的研究工作，例如"这个词在何时第一次出现""这个段落是否可能出自同一来源"，可以用量化方法来辅助检验。

跨学科合作的加速。认知科学与冥想研究的结合（通过神经成像研究禅修者的大脑）、历史语言学与佛教文本研究的结合（通过计算语言学追踪文本演变）、数字制图与佛教传播地理的结合，正在为传统上只能定性描述的问题提供新的定量证据。这个方向的进展极快，现在已产出的成果只是开始。

八、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现代学术佛教研究对本书本身的意义，从两个层面来说：

直接使用。这本书所依赖的大量材料，包括对早期佛教史的文本分层分析、对大乘起源的多源说、对犍陀罗写本的历史意义、对各宗派创始历史的批判性重建，都是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成果。没有这些工作，本书所做的历史重建不可能完成。

批判性继承。同时，这本书并不无批判地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诠释框架。在每一章，本书都在有意识地区分"能稳妥说出的"和"推断的"和"本书取的立场"。这个区分本身就是把学术方法（历史批判、文本分析）和哲学判断（立场的明确标出）结合起来的尝试。最诚实的写法是既使用现代学术工具，又承认自己的诠释立场，并不假装学术客观性可以消除所有的哲学预设。

下一章，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进入1990年以来的最新动向。

附：当代佛教研究中有影响力的学者与机构¶

以下列出目前在佛教研究各主要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简述其机构背景和主要论断。下面是一张导读性地图，不求穷举；括注"已离世"的，其著作仍为该领域的核心参考。

一、早期佛教与文本史¶

二、佛教哲学（西方学术进路）¶

三、东亚佛教¶

四、藏传佛教¶

五、现代佛教与社会学¶

六、科学与佛教¶

七、主要研究机构与资源¶

延伸阅读¶

• Rupert Gethin.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早期佛教学术综合介绍的范例；经典与部派见 pp. 35–58，四谛见 pp. 59–84，无我与缘起见 pp. 133–162，阿毗达磨与大乘见 pp. 202–25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