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会昌的经济学:灭佛与筛选

上一篇收在四梁八柱起好、等一场国家级压力测试的地方。测试在会昌五年(845)如期而至。第八篇的死因报告立过一条对照:汉地是"有打击有根系"组的域外复验,楼毁网存。本章就是那次复验的实验记录:先看打击为什么来,再看它拆掉了什么,最后看它没拆掉什么;三问答完,"根系解释死亡"的判词就有了汉地一侧的签名。

会昌不是第一场。北魏太武帝毁佛(446),口实是长安寺内搜出的兵器与窖藏;北周武帝废佛道二教(574),谋士的算盘打在明处: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还俗人口以数十万计,护教文献夸到三百万,照例折半读。1 两案的共同点是:判词里教义只占门面,正文全是资源,人、地、铁、铜。佛教在汉地被灭,从来不是因为它讲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手里攒下的东西太多。这一条与印度的死亡构成第一层对照:在印度,佛教之死无人签发文书;在汉地,每一次灭佛都有诏书、有清单、有主管衙门,死刑判得清清楚楚,然后从不执行到底。

会昌案的卷宗最全。到九世纪中叶,寺院握着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国家的敏感清单上:免税的庄田,免役的丁口,碾硙、邸店、质库这样的经营产业,还有钱荒时代最扎眼的铜,全国的铜有相当一部分以佛像钟磬的形态站在殿里,退出了流通。安史之乱后财政改行两税法,凡不纳两税的人与田,在度支的眼里都从方外变成了漏网。杜牧为这场拆毁作记,通篇算的是民产流失几何;武宗的制书说得更直白:"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2 制书骂的不是佛的教义,是僧的免税。四问的第二问就此答清:推力的主体是国库的赤字;赵归真与道门的谗言、武宗个人的好恶,只是给一件财政决定配上宗教的说辞。第九篇第三章立过"治世是配额的季节";会昌是配额制的极端形态,把配额一次清零。

会昌五年八月,主管衙门奏报战果: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没收奴婢十五万人,良田数千万顷。2 长表里的这一行,第九篇第三章已录;这里只补一道验算:唐代全国垦田总数不过一千四百余万顷,寺田"数千万顷"比整个帝国的耕地还多。3 或是顷字为亩字之讹,或是奏报者往捷报里掺入了水分。本卷对僧传折半读,对官府的捷报同样折半读:两边的墨都掺过水,方向相反而已,一边夸灵验,一边夸战果。折去水分,量级仍旧惊人:二十六万人还俗有僧籍与户籍作底,几乎是在册僧尼的全数;这不是一场骚扰,是制度性清零。

过程有一位外国目击者。日本僧圆仁困居长安,把见闻逐月记入日记:拆毁不是一夜的暴行,是三年的行政流程,先勘度牒,无牒者先还俗;再按戒腊与年龄分批递减;最后遣返外国僧,圆仁本人就是这样被勒令遣送归国的。4 要盯住的是手段:唐廷拆毁佛教,靠的不是刀兵,是名册。谁有牒谁无牒,谁年过五十谁不满三十,尽在祠部的簿录里;一纸符下,二十六万人换回俗装。印度的君王从来没有这样一份名册,想打击佛教只能烧一座算一座;汉地的国家却能按图施工,因为佛教两百年前就已编入图册。登记入编曾是佛教在汉地换得位置的代价(第九篇第三章),现在同一份档案变成了拆除的施工图。能发号的手,也能收号。

谁受益?国库居首:铜像钟磬交盐铁使铸钱,铁像铸为农器,良田入两税,奴婢编为纳税户。道门其次,而且短命:赵归真得势不过数年,宣宗即位当月就把他杖杀,靠皇帝个人口味赢来的胜利,随皇帝一起下葬。还有一类受益者常被漏掉:不奉诏的藩镇。圆仁记下,黄河以北镇、幽、魏、潞诸道对灭佛令一概不动,节度使自有盘算:僧寺是本地的既成秩序,何必替长安拆自己的台。4 这里藏着一层讽刺。第十篇第一章说,一统的帝国给了汉地佛教圆融的形态;会昌这年救它一命的,恰是帝国的不一统。能把天下寺一夜拆尽的,只有集权;让诏书出不了河北的,是割据。一统给形态,割据留缝隙,汉地佛教两头的便宜都占过;这不是谋略,是运气,而制度史的多数幸存都由运气与结构合写。

然后是这场测试最要紧的读数:恢复速度。武宗死于会昌六年三月;宣宗大中元年即敕,会昌所废寺宇,有僧能修复者一任住持,前后不过两年。5 再过二十余年,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仪卫之盛超过元和旧例,韩愈当年冒死谏阻的场面以加倍的规格重演,皇帝的话只有一句:"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6 从制度性清零到皇帝顶礼,中间隔了不到三十年。第八篇的印度案卷里没有这样的曲线,那边的曲线只向下。会昌于是给"死亡是过程,事件只是签收"补了一个反面注脚:签收单都开好了,两年后原址重新开张;印度那张签收单,再没有人来撕。

但"恢复"要拆开看,先看清单上有什么。回来的是寺、像、僧额、戒坛、法会,凡是登记册上有名目的,国家的修复机器都修得回来;没回来的是教下的讲席,而且此后再没有整建制地回来。僧尼能回来,法统回不来,拆开是四条。第一条,载体不对称。大中复佛,朝廷修寺、度僧、写藏经,可义学的命脉不在藏内在藏外:章疏不入藏,复本极少,聚在两京官寺的经楼里,火一过便是孤本尽毁。僧籍是户口,一纸诏书可以重启;章疏是藏外孤本,诏书写不出失传的书。天台义寂后来经国师德韶引荐见钱俶,陈情说智者教典经安史兵残、会昌焚毁,本土零编断简,完帙只在海外,吴越因此遣使高丽,此案第十篇第二章已立。9 第二条,人链断代。一个讲主的养成以二三十年计,而两京在三十五年里挨了两记:会昌的还俗令让师资死散于市井,元气未复,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官寺讲席随两京俱烬;接着唐亡,北方连乱六十年。义学的地理恰是单点,全聚两京,两击全中。第三条,买主消失。复佛后的朝廷要的是祈福、戒坛与法会,不再要论义;译场自宪宗朝后已停,宋太宗虽重开译经院,所译多是密典,译出即入藏,无人开讲,恢复的是译这个仪式,不是讲这个行当。10 第四条,残脉靠割据荫蔽。禅与天台的余绪在吴越过冬,钱氏三代以国师之礼供养,教典自海东回流;而义学的命脉后来还要再断再续一回,唯识章疏本土久佚,要等一千年后杨文会从日本访回,才有第二次回流。11 四条并起来是一句话:国家能恢复它登记过的东西,恢复不了它从未登记的东西。两种法统的耐火性也就此分开:禅的一脉只需要两个人和一句话,义学的一脉在两个人之外还要一楼书、一处讲席、三十年安稳;会昌之后,两个人好凑,后三样再没有同时凑齐过。

另一头,受伤最轻的是谁?禅在山里,自耕自食,产权不在官寺,收入不在封赐,国家的手够不着,也就收不走;净土在堂屋里,一句名号不占编制、不领度牒、不进拆除清单。第十篇第二、三章立过的两条结构(三级依赖,灾备设计),会昌一夜之间全部开奖:高依赖者重伤,低依赖者脱身。所以本章对"筛选"二字只认一半:会昌没有挑选赢家,赢家在会昌之前就按依赖结构站好了位置,火只是把名次公布出来。汤用彤总结会昌之后义学衰而禅净盛,本卷取其结论,再把因果往前推一步:不是火选了禅净,是禅净的设计先就把火算了进去。8

恢复的清单还漏了一层,漏得有道理:民间那一层用不上恢复,因为它没有中断过。三件出土的东西可以作证。第一件,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许诺,幢上之尘落在身上、幢影映过身形,应堕恶道的重罪皆可不受;于是为亡亲立幢成了通行的功德,唐代此经的石刻存世近一百五十例,造幢的势头在文宗至懿宗朝不降反升,恰好跨过会昌;五代照建不误,吴越王钱镠一年立过三座。12 一根石柱就是一座不需要僧团值守的度亡装置:会昌拆得掉寺,拆不掉路边的石头。第二件,十王。晚唐成都大圣慈寺沙门藏川造《佛说十王经》,把佛家七七的中阴与儒家百日、周年、三年的丧期并成十斋,冥府编成十殿,殿有王,王有判官,判官有文书案卷;地藏居上统领,亡人逐殿过堂,家属逐斋纳供。此经五代宋以后遍行南北,成了汉地丧仪的底本。13 第十篇第一章的猜想在这里又领到一件材料,而且是汉地自产的,照例不另立推测:印度的死后世界按业力自动运转,汉地的死后世界长出了衙门、案卷与过堂的程序;官僚制王朝的亡魂,过的是官僚制的冥府。第三件,社邑。敦煌文书里存着数百件民间结社的社条与转帖:凶事帮葬、赙赠互助是骨干业务,兼营燃灯、建窟、设斋、写经,违约有罚,入社不问僧俗。14 这一层不领度牒,不入僧籍,不在拆除清单上;名册的力量再准,也够不着名册之外的东西。第十篇第四章说净土把不识字、没时间当作设计前提;民间这一层更进一步,把没有僧团也当成了可运行状态。禅与净土后来能把根扎深,扎的就是这块地:课诵进堂屋,十王斋进丧仪,第三章要讲的死亡生态位,地基在这一层打的。

会昌还附送了一个平行实验,做得比印度的对照组还干净。同一纸禁令不只发给佛教:大秦景教、波斯祆教、摩尼教一体禁断,穆护祆僧勒令还俗。结局三样。景教自此在中原一蹶不振,再无重来;祆教入宋后绝响;摩尼教转入民间,改名换姓成了明教,从此与朝廷为敌。15 同一年,同一个帝国,四个被告,三种下场:佛教烧回了编制,摩尼教烧进了地下,景教与祆教烧没了。差别不在教义高下,在会昌之前各自把根扎在了哪里。三夷教的命脉是官方的许可与胡商的社群:祆祠不许外人进门,景寺的施主随贸易线涨落,两教在汉地没有坟前的位置,没有堂屋的功课,没有社邑的席位。第九篇第一章的景教对照在此收口:同样借壳入境,佛教换了汉地的户籍,景教始终住在会馆里;845年查户口,会馆一夜清空。打击解释死期,根系解释死亡;这句判词最干净的一次验证不在印度,在会昌自己的诏书里。

会昌的平行实验

会昌之后,同类事件只再来过半次:后周显德二年(955),世宗废无敕额寺院三万余所,收铜像铸钱,既不焚经,也不杀僧,甚至给毁像找了一个体面的说法:"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7 佛在善而不在铜,所以铜可以归朕。这已经不是灭佛,是国家对一家常设机构的资产清理。这半次也没能走出割据的地界:吴越不奉诏,钱弘俶治下的杭州寺塔一动未动;会昌的诏书出不了黄河,显德的诏书过不了钱塘江,割据的缝隙第二次立功。9此后一千年,汉地再无全国性的灭法。为什么停在三武一宗?照规矩明标,以下是本卷的推测:因为双方把各自的课都学完了。国家学到的是:拆寺的收益一次性,管寺的收益年年有;度牒在手,僧额在手,何必再动明火。佛教学到的是:不再让自己胖成财政问题,寺产的规模、僧额的数目,从此自觉留在国家划定的线内。会昌与显德合起来是一次定价:佛教在汉地的常住资格就此换成长期契约,价钱是经济上的自我节制与行政上的全面顺服。这层推测的成色,下一章有两件材料替它作保:度牒的价目,与寺田的税则。

最后把实验记录归档。第八篇第三章的三组对照,汉地这组的读数如下:打击的烈度不低于印度任何一次,行政精度犹有过之;死亡没有发生,因为打击的落点之下另有东西。印度的佛教是一篮鸡蛋,庄园碎则全体碎;汉地的鸡蛋在会昌之前已经分装:山里一份(农禅),堂屋一份(课诵),坟前一份(丧仪);宋人还要再添一份在纸上(刻板,下一章讲)。会昌收走了佛教的不动产,收不走它的习惯;国家自己也明白,所以复佛不是悔悟,是承认:与其让二十六万人带着习惯散在编户里,不如把庙修起来,让习惯回到可以登记的地方。打击解释死期,根系解释死亡;这句判词从此有了两个大陆的签名。下一章看根系在承平年代怎么改种:新的纸,新的施主。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太武毁佛与长安寺兵器窖藏的口实,见《魏书·释老志》;周武废二教前卫元嵩、张宾一系的奏议(求兵于僧众、取地于塔庙,此处撮述其旨),见《广弘明集》所收及《周书·武帝纪》;还俗至"三百万"之数出护教文献追计,本卷折半读。两案背景另见第一卷相关各章。 

  2. 制书文句与会昌五年八月所奏拆寺、还俗、收田、收奴婢诸数字,并见《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会昌五年条。 

  3. 天宝中全国应受田约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见《通典》卷二〈食货二〉;寺田"数千万顷"逾于全国耕地,学者或疑"顷"为"亩"之讹,或系奏报浮夸,参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会昌一节。 

  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三年至五年诸条:勘牒还俗、按年龄分批递减、遣返外国僧的流程,及黄河以北镇、幽、魏、潞诸道不奉行毁拆的记载。 

  5. 大中元年闰三月敕复会昌所废寺宇,听有僧修创者住持,见《唐会要》卷四十八;撮述。 

  6. 韩愈〈论佛骨表〉见《昌黎先生集》;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与懿宗"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语,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 

  7. 世宗语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显德二年五月条;废寺三万余、存二千六百余之数见《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周世宗纪〉。 

  8.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论会昌之后义学衰替、禅净独盛的大势,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持论略同;本章取其结论而重排其因果。 

  9. 吴越钱氏三代护法、德韶延寿的国师供养、义寂陈情与遣使高丽求教典、显德毁佛时吴越不奉诏,见《佛祖统纪》诸传及黄绎勋〈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中华佛学学报》第17期,2004)。 

  10. 太平兴国七年(982)设译经院(后改传法院),所译以密典为多,于义学讲习无大影响,为学界通论;参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相关各讲。 

  11. 杨文会光绪间经日本南条文雄访求,取回唯识、华严等久佚章疏,金陵刻经处次第刊行,见《杨仁山居士遗著》所收往来书札;撮述。 

  12. 尘沾影覆灭罪之说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代此经石刻近一百五十例的辑录与分期,见林韵柔〈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传与信仰〉(《法鼓佛学学报》第3期,2008);经幢的灭罪度亡功能与墓幢之制,见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钱镠建幢见黄绎勋前揭文。 

  13. 敦煌《佛说十王经》图赞本署"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成书晚唐、五代宋后遍行、十斋并合儒佛丧期、地藏统领十殿诸节,参张总关于《阎罗王授记经》的系列研究;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1994)。 

  14. 敦煌社邑文书所见凶事帮葬、赙赠及燃灯、建窟、设斋诸务,见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及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 

  15. 会昌五年并禁景教、祆教、摩尼教及穆护祆僧还俗事,见《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及《唐会要》卷四十七;三教此后的结局(景教中原绝迹、祆教入宋绝响、摩尼教转为民间明教),参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摩尼教及其东渐》,及〈中古时期三夷教的消亡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