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谁在推动:三种人群,三种大乘¶
前三章拆解了机制、理想与神格,最后一问按导论的规矩不能省:谁在推。这一问第一卷已用史料裁决过一轮:在家起源说何以倒台,林居禅者说与经卷崇拜说何以立住,铭文统计如何证明早期大乘是极少数人的事。那一章现另列第五说,本卷须一并记:部派归属说,主张大乘出于大众部一系,十九世纪由 Kern、Waddell、Rhys Davids 提出,二十世纪后期被放弃,放弃的理由不是它缺材料,是它与另一类材料对不上,即大乘僧受的是各部派的戒、大乘不是一个受戒团体,因而无法与某一个部派对齐。近年辛嶋静志以阿逸多与弥勒的部派异同为据重提此说,主流未接受:Harrison 在其主编的论集里否定大乘与大众部有特殊关系,Silk 的长篇书评直接点名;铭文一侧亦不支持单一归属,卡纳加纳哈利佛塔铭文的校订者判其不指向任何特定部派,后续的专门研究更认定该址至少两个僧团并存,其中一支属正量部系。这一场对本章有直接用处:下文那条无统一戒统的旁证,正是第一卷否掉该说所用的同一条理由;而铭文与僧团并存的材料,本身就是本卷的题材。1 本章直接取那份裁断,把人群按本卷的外因线重新清点一遍。
归拢下来是三种人,三个岗位。生产端,林居的禅观者:部派建制内最严格的一小撮出家人,离寺入林,专务禅定;新经的第一批文本形态,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禅观报告(般舟三昧定中见佛闻法,见了佛,自然有新的佛说要带回人间)。流通端,说法师(dharmabhāṇaka):新经自设的职业岗位,经文一边神化这个角色(法师即如来使,供养法师如供养佛),一边给他配足装备(凡讲此经处即为有塔);一个没有行会背书的文本,靠这批自带执照的宣讲人流通。2 供养端,塔庙与商路的钱:造像、写经、供养法师的功德经济;出资人里出家人多于在家人(碑铭为证,第一卷已记),但钱的最终来源顺着商路,来自贵霜时代的国际贸易与城市财富。三个岗位拼起来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林中生产,法师分销,塔庙与商路供血。

三种人群,三种大乘。禅者的大乘是三昧与见佛,法师的大乘是经卷与功德,供养者的大乘是塔像与福田;三者共用菩萨、般若、佛说的旗号,内里的关切并不相同。第一卷的结论(早期大乘是多源的微型传统群,被共同的名号拢在一起)在流变史这里显出后果:一场由多个引擎分头驱动的运动,没有中央,没有章程,也就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踩刹车。后来大乘内部的分道(般若的智慧线,净土的信愿线,瑜伽行的学问线,第二卷分篇处理过它们的解脱论后果),在起点上就是三个岗位各自的延长线。
还有一个第一卷给出的硬事实,本卷必须正面处理它的流变学含义。Drewes 的统计:直到笈多以前,铭文与捐献记录里大乘的踪迹极少;经典的年代与信仰普及的年代之间,隔着几百年。3 这个时间差按本卷的机制读,恰是棘轮的工作周期:新文本入门快(写本时代一支笔),新身份成为多数慢(要等台阶效应把语料库的重心一层层挪过去,等一两代人把新经读成从来如此)。媒介开门,棘轮咬合,人口跟进,三拍构成一个完整的行程。大乘的兴起不是一场革命的爆发,是一台机器的运转史。
那句"读成从来如此",不该轻轻放过,它也不是古人的专利。社会学给这个时间戏法起过名字:被发明的传统。霍布斯鲍姆与合作者清点过现代的存货:苏格兰"世代相传"的氏族格纹,是十九世纪的商业发明;日本的"古礼"神前婚礼,通行形制始于一九〇〇年前后的一场皇室婚典;佛教世界自己就有现成一例,作为国际节日的卫塞节,统一形态迟至一九五〇年才由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议定。两三代人,足以把任何新事读成自古以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给出机制:记忆按当下的框架重构过去,"从来"是现在时的产物。4 对棘轮而言,一两个世纪的窗口绰绰有余;我们无须假设古人比今人更容易上当,只须承认他们和我们一样健忘。
接受与抵制的实际程度,还有一批可以点验的实证,从软到硬排一遍。最软的一层在新经自己身上:《法华》开讲之前,五千增上慢者当场退席,佛言"退亦佳矣",文本把自己遭遇的抵制写进了剧情;《大智度论》反复搬演"汝大乘非佛说"的质问再逐条回击,对手的口号靠辩护者的引用存活至今。稍硬一层是护教文类的寿命:从《大智度论》到无著《大乘庄严经论》专章成立"大乘是佛说",这门辩护学持续再版了几个世纪;没有持续的抵制,不需要持续再版的辩护。七世纪还留有一个活标本。出处是玄奘的传记(同传所记曲女城无遮大会的全胜结局,本卷按胜利叙事折半读),但这一段是无从造作的街景:西行途中的宿学鞠多,声明独步,王与国人咸重,劝玄奘不必再往,"《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玄奘问有《瑜伽论》否,答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玄奘自述"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反斥其谤后身菩萨之书、岂不惧无底大坑。5 一段对话,两次开除对方的教籍:七个世纪过去,主流的宿老仍把大乘的旗舰论典径称邪书,大乘的行者以地狱回敬;共住共律的屋檐之下,住着互判邪书的两群人,这才是"接受"的实际质感。最硬的一层是数字。碑铭:Schopen 的系统清点显示,捐献者自报的是部派身份,"大乘"作为自称迟至笈多期方才入石。写本:犍陀罗出土的一二世纪卷子里,大乘文本是主流部派文献汪洋中的少数。普查:法显分国记"大乘学、小乘学、大小兼行";玄奘逐国记寺数僧数与部派归属,后人制表,主流诸部(正量部尤众)仍占多数;义净明言四部之内大小兼行,"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接受是逐人的修持身份,不是逐寺的改旗。6 合起来一句话:直到七世纪,大乘在印度仍未赢得人口普查;它赢得的是讲台,与出口。
照规矩明标:以下是本卷的推测。大乘是数场运动共用的一个名字,不是一场运动;这个名字的统一性是修辞成就,不是组织事实。旁证:它无中央,无共同章程,无统一戒统(第一卷已证),诸系的关切两两错位,禅者要见佛,法师要流通,施主要福田;而后世判教工程之浩大(第十篇),反过来测出了原始张力的深度:无须和解的东西,用不着发明那么多和解的框架。
平实的一半:一切成功的大传统都有多源的起点,多源在大乘这里同样是常态,谈不上丑闻;本章拆出三个引擎,做的是给一个成功案例作工程分析,不是拆穿一场骗局。收束四问。变的是经典的生产权,它下放了;推的力是媒介、市场与三种人群;受益的是能写的、能讲的、能捐的。代价记在哪里:记在"佛说"上,也记在此后每一部新经都须自证其真的负担上;一扇再也关不上的门,是这场革命留给此后每个世纪的常设条件。
新经、新理想、新救主、新人群,四样齐备,一个平行的佛教已在部派的屋檐下成形。它与旧学统的正面相遇,要到论辩场上才见分晓。下一篇进论辩场,看这场军备竞赛。
理论的切面,收卷附记。大乘在教义侧做的事,是拿新的织物去补上一篇的三个洞:佛身论补佛是什么,法报应三身,导师升格为常在的救主;菩萨道补修行的叙事,三大劫给了时间表;空性给诸法釜底抽薪,洞不必补,锅都撤了。但新织物自带新的空处。般若说空而不论证空,遮诠的语法还没有配上推理的骨架,这一空引出中观;识如何变现、业种如何相续,仓库尚未开门,这一空引出瑜伽行;而皆是佛说的量词翻转(本篇第一章)欠下的那笔旧债,要等一千多年后文献学上门。理论在这一篇的形状是:洞补上了,代价挂进了地基。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起源诸假说的裁断、碑铭与捐献统计、"多源微型传统"的结论,见第一卷上部第四篇第一章〈大乘起源问题:史料与假说〉第三至五节及其所引 Schopen、Nattier、Harrison、Drewes;本章直接取用。 ↩
-
法师品的自我神化(法师即如来使)见《法华经·法师品》(T9, no. 262, p. 30c28);"凡讲此经处即为有塔"一类表述见同品(T9, no. 262, pp. 31b26–29)及第一卷上部第四篇第一章〈大乘起源问题:史料与假说〉第四节所引 Schopen 论经卷崇拜。 ↩
-
笈多以前铭文与捐献记录中大乘踪迹稀少的统计,见 David Drewes, "Early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I: Recent Scholarship"(Religion Compass 4/2, 2010)与 Schopen 的碑铭研究(第一卷第四篇第一章已引)。 ↩
-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1983),苏格兰格纹一章出 Hugh Trevor-Roper;神前婚礼的通行形制成立于1900年皇太子(后大正天皇)宫中婚仪之后,由日比谷大神宫程式化推广(见 Richard M. Jaffe. Neither Monk nor Layman: Clerical Marriage in Modern Japanese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书内 218 页:"In 1898 one of the earliest Shintō weddings (shinzen kekkonshiki) was performed at the Hibiya Daijingū in Tokyo. More significantly, the imperial wedding between Crown Prince Yoshihito and Kujō Sadako on May 10, 1900 (Meiji 33), which took place in front of the worship hall for Amaterasu (kashikodokoro) on the imperial palace grounds…catalyzed the spread of a new 'tradition,' the Shintō wedding. Within just one year the Shintō-affiliated Imperial Women's Association (Teikoku Fujin Kyōkai) had offered at Hibiya Shrine a public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per ritual procedures for a Shintō wedding.";两处须补正:日比谷大神宫早在一八九八年即已行过神前式,在宫中婚仪之前;程式化的公开示范出自帝国妇人协会,而非该宫自行推广。贾菲径以引号称此为 new "tradition",与本节所用的框架同);卫塞节的国际统一形态定于1950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首届大会决议:大会于该年5月25日在锡兰召开,开幕之特别决议在康提佛牙寺通过,第2号决议请有佛教徒之各国政府以五月月圆日为佛陀日(Buddha Day)并列为公众假日;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1925,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 ↩
-
木叉毱多称《瑜伽论》为"邪见书"及玄奘反诘,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T50, no. 2053, pp. 226b28–227a10);通检《大唐西域记》(T51, no. 2087)未载此段。同传后文的曲女城之会(《破大乘论》与《制恶见论》对决、十八日无人敢难)胜利叙事轮廓过于工整,本卷不作信史采用;此段日常对话无造作动机,反而可信。 ↩
-
Schopen 论印度碑铭中的大乘自称之晚出,见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所收诸文;犍陀罗写本中大乘文本的比例,见 Mark Allon &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āyāna in Early Gandhāra"(The Eastern Buddhist 41.1, 2010);法显《佛国记》分国记学;玄奘《大唐西域记》诸国寺僧统计,后人汇表参 André Bareau, Les sectes bouddhiques du Petit Véhicule(Saigon: EFEO, 1955)所辑求法僧数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