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导师到救主:佛陀的升格

第二篇末尾记过一个同步位移:阿罗汉走下神坛之时,佛陀正走上神坛。那时它还只是部派论书里的命题:佛身无漏,寿量无边。到大乘经成批问世的时代,命题铺成了世界图景:佛不再是一位入灭了的人间导师,成了法身常在、报身庄严、化身随缘的三重存在;十方各有现在佛,东方妙喜有阿閦,西方极乐有阿弥陀;人间这位释迦,成了无量诸佛在此世的一次示现。佛身论的义理构造第一卷已记;1 本章问这场升格的推力。

先把它要解决的问题摆正。佛灭给这个传统留下的,不只是权威真空与认证真空(第二篇),还有一个更朴素的东西:无处安放的思慕。佛世的信众以见佛为福;佛灭后只剩四处可朝的圣迹与塔中的舍利。而"佛已般涅槃"在教义上是一个彻底的终结:无余依涅槃不再应答,不受祈祷,无可祈求。一个建立在"有一位觉者曾在此世"之上的宗教,它的创始人按它自己的教义永久缺席了。这个结构性的空缺,部派用两样东西填:舍利,与佛传文学。大乘换了方案:直接改写缺席本身。

改写分三步,步步有部派的先例可循。第一步,把佛做多:本生文学早铺开了无数前生,燃灯古佛在前,弥勒后补在后,佛由孤例变成序列;序列一开,十方现在佛不过是把时间的序列转成空间的并列。第二步,把佛做常:大众部一系色身无边、寿量无边的命题(第二篇第三章),被《法华》推到明文:如来寿量无边,涅槃只是方便示现;佛没有死,只是不再显现。第三步,把佛做成可及:般舟三昧给出技术方案,定中见佛,现在佛可于禅观中面见问法;净土诸经给出地理方案,佛在他方国土,持名可往。2 三步走完,"佛已缺席"被改写为"佛从未离开,只是你要换一种到场的方式"。

升格还有一个少被注意的配套步骤:降格那个人。第一卷已经下过结论:三身框架里,历史上的乔达摩被判为化身,"把那个在菩提树下成道、于拘尸那入灭的人,降格为一具临时的应化之身";"乔达摩这个历史人物被降,与'久远佛'被升,本是同一动作的两面"。3 这一步在结构上是必需的。佛陀原本最有力的身份,是与弟子同证一法的人:早期礼赞句里紧随"世尊"的第一个称号就是阿罗汉(itipi so bhagavā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师徒共用一个果位名,是自力原则最有力的凭据,老师走过的路,学生走得通。可佛一旦要升格为体系外的救主,这条等式就成了障碍:佛若只是最伟大的阿罗汉,罗汉的地位就会随佛一同抬高,救主与得救者之间的落差拉不开。这个等式不去掉,升格就完成不了。去掉它的办法在汉译里看得最清楚:十号入汉,这一号译作"应供",词义没有错(应受供养),效果却极为精确。汉语世界从此有两个词,"阿罗汉"归弟子的果位,"应供"归佛的尊号,二者的同一性在目标语言里不复存在;汉传信众读遍大藏,也不会遇到"佛陀是阿罗汉"这句话,它在汉语里读起来近乎冒犯。一场翻译,就改定了佛与罗汉的关系。

南传至今仍持这条旧等式为阿罗汉辩护:佛陀自己就有阿罗汉的称号,贬罗汉即是贬佛。在南传的语境里,这一论证分量很重;可它对大乘批评的实际效力,几乎为零。原因有四,一层深过一层。其一,批评不在命题层:大乘的批评一处也不落在"罗汉没有证得罗汉果"上,它换了分类的标准,解脱与否不再是终点,成佛与否才是;共用的旧头衔回答的是旧问题,而旧问题已被撤下。引证驳得了论题,驳不了更换论题这一做法。其二,所指已被替换:等式的力量系于"佛陀"指那位与弟子同证一法的人,而对面的"佛"早已不是他;人被降为示现之后,等式另一端所指的已是别的东西。辩护者握住的只是等式的一端。其三,对面有一套消化引证的办法:判教与"方便"的分级,使任何反向引证都能被就地消化(你们的经是佛说的,是佛为你们当时的根器说的);《法华》甚至把这一幕预先写进经文,让佛的大弟子们亲口承认自己所得的涅槃原是化城(上一章已引)。对一套专门消化引证的体系再引经据典,引证只会被它吸收。其四,没有共同的裁决者:这场争论没有双方共认的裁判,等式在南传语境里分量极重,在对岸毫无分量;效力从不由逻辑决定,由"谁承认这个裁决者"决定。这是没有最终裁决的体系的常态,算不上论证的失败;它正是第二篇第一章立下的制度前提在教派论战里的形态。最后如实记下这类辩护的真实功能:它是说给自家动摇者听的,用来稳住自己,不是用来说服对方;护教学的多数论证都是这个用途,以为有效,是把内部巩固误认成了说服对方。

三步都不发生在真空里。竞争宗教一线:同期的印度正在虔信化,《薄伽梵歌》立了"念我者我必度之"的神格典范,毗湿奴与湿婆的巴克提正在兴起;一个只有遗迹与哲学、没有活着的神格的宗教,在这样的竞争中是不完整的。王权与商路一线:贵霜的世界主义宫廷惯于诸神并祀,丝路的商人需要能随身携带、旅途呼求的守护者;造像运动在犍陀罗与马土腊几乎同时起步,把佛第一次做成可见的身体,钱与像互相成全(造像的功德文学与写经的功德文学同一机制,上一章已记其原理)。4 人群一线:在家信众的分量上升,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我的论证,是可靠的求告对象。

竞争这条线值得再理一理,因为对手的先例很具体。《薄伽梵歌》里的克里希那,本相是一位战场上的导师,被整个神化为宇宙本尊,"念我者我必度之":一位老师如何变成救主,对手已先完整地走过一遍。而另一位邻居提供了反面对照。耆那教也给祖师造像起庙,形制上的神化一样不少,教义上却死守一条线:祖师已解脱于世界之顶,不受祷,不应答,不降恩,礼拜他是修自己的心,不是做交易。守住这条线的代价,第二篇第一章已经看过,耆那教活成了一个内婚而殷实的小社群。佛教面前于是有一个选择:坚持"佛已灭,不再来,不应答",教义上最诚实,规模上则与耆那同途;要赢得大众,就得有应答的神。后来的历史,就是这个选择的结果。

照规矩明标:以下是本卷的推测,而且这一次,推测必须是复数的。单一动机讲不通这个关节,因为升格带着配套的降格:守丧者仰望死者,不贬低死者;单凭"想见佛",得不出"乔达摩只是应化之身"这一论断。所以要分开来看三具引擎。

第一具引擎,思慕,装在信众一侧。佛般涅槃在信众心理上等于一场没有尽头的守丧,而守丧会发明教义。旁证:最早的见佛技术自述的动机就是渴慕(欲见佛而不得见),其法门是把思念系统化为观想;净土经典的情感结构是投靠与团聚,不是论证;《如来寿量品》的叙事更精确,先让会众经历佛将灭度的哀恸,再揭示佛寿无量,它在治疗它自己制造的丧失感。但这具引擎有明确的解释边界:它造得出不灭的佛,造不出被降格的乔达摩。

第二具引擎,智识,装在精英一侧;降格主要是它的产出。这里有一个可以坦白的旁证:本书作者读尼柯耶到某个深度时,也曾恍然觉得佛法的精髓全在缘起,仿佛其余皆是外围;第二卷已论证其不然,精髓在苦与苦灭,缘起是为它服务的。若两千年前的聪明人常有同一种恍然,般若何以被选中就不难解释:空是缘起的智识结晶,是把那次恍然确立为体系的产物。而对以学问立身的僧人,这套学说无可挑剔。对外道,它是论战里最有力的批判工具,在更高一层决定胜负;这件工具的作用范围有边界,须一并记:按第一卷下部第十八篇第九章写定的论题域,它针对的只是报出自性、实有的那一类命题,而第六章的保全定理明说它丝毫不动量化层与施设层,对手若不作此断言,它便无从施力(第五篇的军备竞赛用的正是这套武器)。对施主,它玄妙可讲,足以炫示。最重要的是,它不要求任何证量(这一句现有形式上的凭据,不只是观察:第一卷下部第十八篇的前提清单只有三类,定义、经典逻辑、一条分析真,没有一条圣教量,同篇第八章并把同一套推导施于神学构型,一步未改):无需实修,也能讲得头头是道,比果位声称安全(上一章记过声称的成本),比禅定报告体面。对聪明人,这是最适合之物。而这个人群也确实不把那位老人放在眼里;轻慢不是龙树时代的新事,般涅槃叙事自己就有记载:须跋陀那句"如今他去了,正好自在"(第二篇已引),说在佛陀刚刚过世之时;佛陀临终的最后一道僧务,竟是给傲慢的阐陀判梵坛之罚。5 "依法不依人"的教诫,在这个人群手里成了理由:见法即见佛,那么人可以不看。原理升格之日,就是人降格之时。中观一系的文献若检出以乔达摩的人格与生平为修行中心的实质内容,而不止把他作引证的权威来源,此环就要减弱。这条减弱条件现在就可以核对:第一卷下部第十八篇第九章把取走定理与工具之后的剩余清点为三层,正面教说、实践指向、空亦复空的规则地位,无一层落在人格与生平上;该篇导读并明标佛教材料在其中只承担三份差事,为定义供出处、为归谬供历史实况、为读法供句式证据,正是这条条件所排除的那一类用法。条件不成立。

第三具引擎,市场,上文已理:对手有能应答的活神,坚持"已灭不应答"就是把大众让给对手;耆那守住了教义的诚实,也守住了小社群的规模。三具引擎合流,人间的乔达摩在三方面都被取代:思慕者把他换成不灭的佛,哲学家把他换成原理,大众把他换成能应答的神格。没有谁有意抹去乔达摩;只是三方各有所求,所求的都不是他本人。

三具引擎:导师如何成为救主

三引擎是作者提出的动因模型:思慕可解释不灭之佛,却不足以独自解释历史乔达摩的降格,后者主要归于智识动因。图中“与弟子同证一法”不等于同时觉悟;图末的横幅是说三者所求均非乔达摩本人。般若作为批判工具,针对的是自性或实有声称,仍保留量化与世俗假名;本章也保留念佛的旧传统与法身说的严肃义理根基,不能把全部发展化约为市场。

平实的一半:佛随念是老修法,六随念之首,部派通行;观佛、念佛在技术上是它的延长,不是无中生有。且法身一义有其严肃的哲学起点(佛之为佛在其所证之法,不在色身;早期即有见法即见佛之语),升格线里有一条真实的义理线,不全是市场。两线合流,才是全貌。

代价由谁承担:当佛从导师变成救主,解脱结构就为他力预留了位置;如来藏把担保放进众生自身,净土把救度交给他方的佛,第二卷已分篇处理过这两个后续发展。本章只记这个位置出现的时间。四问还剩最后一问:这一切,究竟是谁在推动?下一章清点人群。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佛身论的义理构造见第一卷第四篇及第七篇相关章;大众部佛陀观见《异部宗轮论》卷一(T49, no. 2031, p. 15a26 以下):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同说诸佛出世、无漏,且色身、威力、寿量皆无边际。第二篇第三章已引。 ↩

  2. 《佛说般舟三昧经》卷一(支娄迦谶译,T13, no. 417, pp. 899a9–b23)及异译《般舟三昧经》卷一(T13, no. 418, pp. 905a3–b13)所载定中见佛及其渴慕自述;《法华经·如来寿量品》(T9, no. 262, pp. 42b28–43b10)所载方便现涅槃。 ↩

  3. 引文见第一卷上部第四篇第三章〈菩萨道与新的修行理想〉第一节下〈一个反转:佛位抬高了,乔达摩却被降低了〉:三身框架下乔达摩被判为化身,降与升为同一动作的两面。礼赞句十号,巴利作 itipi so bhagavā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DN 2, D I 49);其中 bhagavā 是“世尊”,如来的巴利原词为 tathāgata;汉译十号"应供"列"如来"之后。"应供"之译造成的词位分离及其论辩后果,为本卷的观察。 ↩

  4. 《薄伽梵歌》的成书年代取通说(约公元前后数世纪间);贵霜期犍陀罗与马土腊造像运动,起源之争的经典讨论见 A. K. Coomaraswamy,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The Art Bulletin 9.4, 1927);综述见 Susan L. Huntington (with contributions by John C.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New York: Weatherhill, 1985)。该书于起源一题自有其说:巴尔胡特诸浮雕不现佛身,历来据以立无像期之说,"arguments for an aniconic phase in the art have been put forth and widely accepted",作者存疑;其第七章塞种与安息诸王一章结语谓"Regardless of whether an aniconic phase of Buddhist art ever existed or when the 'first' Buddha image was created, it is evident that by the Saka-Parthian period, Buddha images were being produced",举马土腊伊萨布尔出土坐佛(图 7.14,约公元前一世纪)为证,是其所主造像之始早于贵霜。 ↩

  5. 阐陀(车匿)之梵坛罚为佛临终遗命,见《长部》第十六及诸律相关记载(或作默摈)。阿难问何为梵坛罚,佛答:"阐陀欲言则任其言;诸比丘不与语、不教诫、不训诲"(So bhikkhūhi neva vattabbo, na ovaditabbo, na anusāsitabbo);罚在断绝往来,不在处分。须跋陀语见本卷第二篇第二章。克里希那作为"被神化之导师"的对照,见《薄伽梵歌》9.22、12.6–7、18.65–66 一线("念我者我必度之");耆那教祖师"不应答"的神学及其社群形态,见 Paul Dundas, The Jains, 2nd ed.(London: Routledge,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