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川的编户：寺请制度

新宗坐大的形态，是佛教史上其他副本都没见过的：教团本身成了战国大名。莲如以平信徒的讲组织与白话的御文重造真宗，本愿寺一门迅速壮大；加贺一向一揆逐走守护大名，此后近百年，时人称之为百姓持有之国；石山本愿寺据大阪要冲，与织田信长打了整整十年。1 法华一揆一度控制京都下京的町众自治。把这一幕放回本卷的序列里：印度的佛教从未有兵，汉地的佛教偶有僧兵而从未有国，藏地的佛教借别人的兵开自己的国（第十二篇），日本的佛教自己就是兵，自己称了国。专修的教团组织在乱世里显出另一面：能把念佛的门徒编成军队的，正是那套一门一主的忠诚结构。终结它的人目标明确：信长焚比叡山，伐石山，秀吉刀狩；收缴的目标从经像换成了武装与领地主权。日本的会昌不烧经，不逼僧还俗，它只做一件事，解除武装。2 因为这里的国家要的东西与武宗不同：武宗要佛教的资产，信长秀吉要佛教的主权；资产可以留给你，主权一寸不留。

解除了武装的教团，德川拿来另作他用。禁绝天主教是幕府的既定国策，岛原之乱后收紧到极点，执行的工具就是寺院：宗门改与寺请制度，每一户国民须隶属一所檀那寺，由寺出具寺请证文，证明其非切支丹；宗门人别改帐逐年造册，旅行、迁居、婚嫁、奉公，皆凭寺证。3 佛教由此成为幕藩体制的户籍机关。第十二篇第三章说，藏地的佛教自己掌握了国家；日本的佛教则成了幕府户籍管理的一环。登记的方向也值得对照：汉地是国家登记僧人，度牒管的是谁可以出家；日本是僧人登记国民，寺证管的是谁不是切支丹。同一对上下级，笔杆换了个方向。

与户籍职能一同赋予寺院的，是一批由法律指定的檀家。檀家对菩提寺负有义务：葬仪法事必请本寺，年忌供养自初七日排到三十三回忌，戒名按等级出资；想换一家寺，先要动自家的户籍，离檀近乎不可能。本末制度再把诸宗编成金字塔，幕府只须管住各宗本山，寺院法度一纸即达全国。4 于是第十一篇第三章所说佛教对死亡仪式的独占，在日本走到了逻辑终点：汉地的经忏独占是在竞争中得来的，日本的葬式独占是幕府授予的；汉地的丧家可以另请别寺，日本的檀家生死都系于一寺。葬式佛教这个后世的讥称，制度根源在这里。5

笔杆换了个方向

照规矩明标，以下是本卷的推测，即本章的结论：被国家纳入管理，比镇压更彻底地改变了佛教。镇压之下还有殉道者与地下的信仰，纳入管理则取消了竞争：信众由法律指派，收入由义务保障，僧团从此不需要说服任何一个人信仰任何东西。传教的能力在两百五十年里渐渐衰退；这里不必归咎于谁的堕落，激励结构照常运转已经足以解释。第十一篇第一章说，会昌之后国家明白了管理佛教比拆毁佛教更有利；德川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管到佛教已经无须拆毁。平实的一半照记：江户不是佛教衰落的时代。恰因不必向外传教，智力转向内部，各宗檀林学寮大兴，宗学考据精细到前所未有；白隐在民间重铸公案禅，铁眼募刻一切经，盘珪对贩夫走卒讲不生禅。而在学问与体制同时兴盛之外，另有一个预兆：一位大阪町人在怀德堂的讲席之外读完大藏经，写下《出定后语》，以层累的加上说宣布大乘非佛说。第一个用文献学审视藏经的人，不在任何宗门的学寮里，因为学寮里的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宗门。1745年的这部书，影响要到第十四篇才完全显现。6

收束。江户二百五十年，是三个老副本都不曾享受过的太平：无灭法之虞，无传教之劳，无衣食之忧；锡兰在殖民者手里，汉地在王朝循环里，藏地在自己执政的风险里，日本佛教安处于幕府的体制之内。代价此时看不见：当一个宗教的全部信众都由法律指派，它与信众的关系便不再需要是信仰，只需要是行政。二百五十年，没有人学过在自由竞争中存续。下一章讲竞争一夜之间回来。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莲如的讲与御文、加贺一向一揆、石山合战十年，见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书内 130、132 页；"百姓の持ちたる国"一语出实悟《実悟記拾遺》，《真宗全书》续编第十八卷注疏部书内 130 页，原作片假名体：“近年ハ百姓ノ持タル國ノヤウニナリ行キ候コトニテ候”。 ↩

  2. 信长焚比叡山（1571）、石山降伏（1580）与秀吉刀狩（1588），见 John Whitney Ha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4: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卷首年表书内 xvii、xviii 页；石山一事并见书内 331 页，显如于 1580 年 5 月 22 日"capitulated to Oda Nobunaga after a sanguinary ten years' war and went into exile"；刀狩另见书内 14 页。其后秀吉准比叡山延历寺与本愿寺重建，"to rebuild as religious institutions divorced from political power"，见书内 46 页。本卷取其"解除武装而不灭教"的结构。 ↩

  3. 宗门改、寺请证文与宗旨人别改帐，见圭室文雄 Tamamuro Fumi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Parishioner System,"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36, no. 1 (2009): 11–26，三项在该文中分别作 shūmon aratame、terauke shōmon、shūshi ninbetsu aratamechō；末木前揭书于此题着墨甚少，仅书末年表系宗门改役之设于宽永十七年（1640）。 ↩

  4. 檀家义务与离檀之难，见圭室文雄前揭文：戒名按等级出资一层，该文论法名曰“how status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more elaborate and lengthier dharma names”，并列表按字数分等，又记檀家须向住持纳费“an average of ten to twenty mon per person during the Edo period”以取寺请证文；离檀之难，该文结论段径曰“During the Edo period, commoners did not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religion”，又曰檀家“could not live in their villages without having official certificates of temple registration”。三十三回忌为终点，与十三仏事之制相合。本末制度与寺院法度两项该文不载（honmatsu 与 hatto 皆零命中；head temple 一见、branch temple 三见，皆非制度之论），此二事属幕府对教团的编制与法令，与檀家制度是两套东西。法令一面见宽文五年（1665）七月十一日《諸宗寺院法度》（司法省調査課编《徳川禁令考》第五帙，司法資料第百八十號，1933，第四十五章，书内 34—36 页）：编者按谓旧时法度各就一宗一寺而定，“寛文五年ニ至テ始メテ汎ク諸宗寺院ニ及ヘル法度アリ”；九条末作“右條々諸宗共可堅守之”；第三条作“本末之規式不可亂之，縦雖為本寺對末寺不可有理不盡之沙汰”。法度只令守本末规式，诸宗编成金字塔、幕府只须管住本山一层，仍属撮述。又须记一处：同法度第四条作“檀越之輩雖為何寺可任其心得，僧侶方不可相爭”，字面许檀越择寺而禁僧侣相争，与正文“离檀近乎不可能”表面相左；正文所述是寺请制度下的实务（见上引圭室文雄），法令字面与实务之间的落差，本书未见专论。 ↩

  5. "葬式佛教"一语出圭室谛成《葬式仏教》（东京：大法轮阁，1963）。该书本地未得，此处据 Mark Michael Rowe, Bonds of the Dead: Temples, Buri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Buddh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书内第 5 页转引：圭室此书"追溯了日本佛教何以与死者的身后照料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traced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by which Japanese Buddhism ca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care of the dead），而"葬式佛教"一语此后转为贬义，成了日本佛教衰败之说的同义语。圭室原书须赴馆查阅，俟取得后当以原书复核本注与本章的制度史溯源。 ↩

  6. 富永仲基《出定后语》（1745）与加上说，出大阪怀德堂一系町人学问的环境；教内回击（无相文雄《非出定后语》）与此案在日本的代谢，归第十四篇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