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断灭恐惧的生意:需求侧的真常¶
上一章看供给,这一章看需求。第二卷已经把这份需求分析成两层:浅的一层人人都有,无常本身令人不安,求一个不坏的去处,这与一切许诺永恒的宗教共享;深的一层是佛教自产的,灯灭之喻,死后不可记说,离言的终点,在未证者听来处处像断灭,越是严守沉默,这层恐惧越无处安放。1 第二卷同时肯定了一点:五系之中,唯有真常一系对这份恐惧迎面作答。本卷接着问历史的问题:这份需求从什么时候就在,为什么恰在公元后的那几个世纪最为旺盛,以及,一门以安慰为主的生意,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需求的记录比真常经典早了几百年。佛世僧团里就有焰摩迦比丘,坚执"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断灭无有",被舍利弗当面纠正:连活着的如来尚且不可得,何况死后有无。2 这条记录的要点不在纠正,在人选:把涅槃听成断灭的,是受了具足戒的自家比丘。经藏里"愚痴凡夫闻无我而生怖畏"的段落一再出现,等于承认听不懂这一课的人始终很多。制度一侧的证据更确凿:犊子部为"谁在轮回、谁受业报"立补特伽罗,其持续存在不宜在这里说成经受数百年围攻而不倒:第三篇记婆沙二百卷里犊子部只十七处,对照譬喻者九十、分别论者一百二十五,持续批评则系于四五世纪世亲的论著。单一论书中的这一分布,不能证明此前全史没有争论。第一卷记过它是部派时代最大的少数派;细心、有分识、阿赖耶,一代一代都在回应"总得有个什么东西续着"这个直觉。把这条线排开:补特伽罗是第一代,阿赖耶是第二代,如来藏是第三代。需求从来没有断过,变化的只是回应的胆量:第一代只敢立一个"不可说的我",第三代直接把"我"字写回了经题。第三代的来源,上一章已归于佛身论;从需求一侧看,它还有一重关联:第四篇第三章所说的思慕造出了不灭的佛,胎藏把那尊佛安进了每个人身内。外面的佛升得越远,里面的佛就越显得珍贵。
为什么需求最旺盛恰在三至六世纪?外因先按平实报一遍:贵霜解体到笈多立朝之间,西北与北印经历了一轮政治动荡;五世纪末起嚈哒南下,健驮逻佛教毁于兵燹(第五篇第二章已引);同一长时段里城市在衰退,商团在萎缩,旧的供养世界在瓦解。乱世使人更需要安慰,这在宗教史上近乎通则,汉地是现成的对照组:真常经典恰在汉地的大乱世里译出,成了那里流通最广的经典(第九篇的正题)。但照导论的规矩,这条线的权重要明标为推测:经典群的成文窗口与乱局的相关是松的,笈多本身反是承平之世;本卷只取"乱世放大既有需求"的弱形式,不取"乱世造出需求"的强形式。真常诸经的成文与传播曲线若可证与动荡地带、动荡年代系统错位,此线降权。3
这门教义本身的特点,最能说明它是针对这份需求而立的。第一条,直接针对:常乐我净对无常苦无我空,四个字对四个字,每一项安慰对应一种恐惧。第二条,全员覆盖:一切众生悉有,无一例外,把第四篇第二章那次扩大范围推到了逻辑的极限,等于向所有人授记,为所有人担保。第三条,即时生效:不必等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你不是将要成佛,你本来是佛,修行从建造改写为擦拭。第四条最重要:这些功能不是后人猜的,是经论自己写明的。《宝性论》自问:既然已说一切皆空,为何复说佛性?自答:为断五种过失,怯弱心、轻慢众生、执著虚妄、诽谤真法、计身有我。4 为治怯弱而说,这是传统自己写明的功能声明;《胜鬘》说得更直白:若无如来藏,众生不得厌苦、乐求涅槃,把它立为解脱动机学的前提。5 第二卷从解脱论一侧判过这套语法的代价;本章只补一句:一套把自己的功能写进经文的教义,它的作者非常清楚听众在怕什么。
经文的作者有多大的自由,供给一侧的记录可以说明。到真常诸经成批问世的世纪,造经已是一门成熟的手艺,而且写经、讲经、为经作保,由同一批人承担。学界对法师圈子的专题研究指出,大乘经不但出自这批人,还把他们自己的地位写进了经文,经中自设条款:法师即如来使,供养法师如供养佛,轻毁法师者获罪甚重。造经者把自己的供养与人身保护,写进了自己所造的圣言。检验一侧则完全空缺:四大教法的量词早已翻转(第四篇第一章),印度再没有任何机构试图为开放的藏经封卷,唯一剩下的检验是流传,没人抄的经自然消失。所以"想造什么就能出什么"是实情,"造了能流传"才难得。最确凿的一份证据,出自《涅槃经》自己:它在增广途中当场改判过一次核心教义,先出的部分判一阐提永不成佛,续出的部分改判阐提亦有佛性;同一部经,同一个"佛说",前后两个答案。改写能够发生,说明文本还握在活人手里;改写朝着更宽的救度走,说明方向由听众的需要决定。道生在汉地读到的还是判阐提无分的前本,却推知阐提亦当成佛,为此被摈出僧团;续译传到,其说获雪。这是那次改写在汉地最著名的一例。6

三代依次为补特伽罗、阿赖耶识与如来藏,是本章比较的三种回应,不代替上一章关于最早文本层的讨论。右侧四项作用均属于此处所论如来藏教义,不能按高度分别配给三代。结论是作者的结构推测:安慰既缓解恐惧,也维持恐惧;它不推断有人设局或不诚实。若主流传统的核心文本与制度以观修直接拆解死亡恐惧,并以不再需要安慰为成功标准,这一推测就会削弱。
谁受益:信众得到了佛教史上第一份正面回答"我死后如何"的自家教义。法师受益最实:在此之前,这个传统在人生最需要宗教的两个现场,病榻与丧礼,能说的话是最少的;无常、无我、不可记说,句句是实话,句句往寒处去。真常让这两个现场有话可说:亡者不入断灭,归于法身;病者不必绝望,佛性不坏。第五篇记过论辩场上的零效四因,这里是它的反面,真常在论辩场上从不称雄,在人生现场却全效。教团得到了与对手相当的说法:对手讲"你就是梵",自家从此也有一套,而且更平等。向外的传播受益最久:这套教义在印度始终是支流,印度的学院主流终究是中观与唯识,宝性论一系在本土论场上寥落数百年;可它在东亚成了大乘各宗共同的根本,天台、华严、禅、净土皆立其上,第二卷的持平段已经记过。在本土是支流,传到外地成了主流,这个倒挂,第九、十篇有一半篇幅要用来解释。7
照规矩明标:以下是本卷的推测,也是本章标题里"生意"二字的分寸。教义竞争若以信众的多少衡量,本质是安慰的竞争:真常系胜出,不因它论证更好,因它的安慰更即时。旁证在两种衡量的背离上:论辩场的荣耀属于中观与量论,信众与向外的流传却多归真常与净土;一边是最能赢的教义,一边是最受欢迎的教义,两边几乎不重叠。推测再进一层,就要触及这门生意最深的结构:恐惧在这里是需求,安慰缓解恐惧,也维持恐惧。早期教法对断灭怖走的是治疗路线,四念处式的直视,把怕死这件事本身当作观察对象拆开;真常走的是安抚路线,给怕死的人一个不死的东西。安抚是即时的,治疗是漫长的;一个以安抚为主的体系,结构上不再有动机去根治那份恐惧,恐惧消除之日,它也就失去了用处。这一句按导论的分寸停在结构层面:无人设局,无人不诚,是激励的结构在世纪尺度上自己走成了这个形状。主流真常传统若检出以观修直接拆解死亡恐惧、并以"不再需要安慰"为目标的中坚文献与制度,这一推测须相应减弱。
代价合起来看:无我从教义的根本降为教学中的一个阶段(上一章),恐惧从待治之病转为常设的需求(本章),佛教与它最像的对手之间,从此只隔一层需要永久看守的术语。看守越来越难,而毗湿奴的化身之说始终向佛陀敞开。论辩场给了佛教最精密的头脑,真常给了它最安心的许诺;信众还缺一样东西:灵验。下一篇看仪式怎样接管。
理论的切面,收卷附记。真常系补上的,是无我教义留给直觉的两处空缺:轮回无主体,成佛无根据。如来藏一物两用,佛性作根据,藏识近主体,一次缓解了两处与直觉的冲突。新的空缺也写在经文里:如来藏与无我如何相容,《大般涅槃经》的乳药之喻是体系自己留下的记录,正文已录;更深的一处此时无人在意,若本来具足,修行何为。须先说明这个问题到汉地并非无解:天台在立法侧写了正面的装置,六即,而且设立的理由文本自陈,《摩诃止观》说若无信则高推圣境非己智分、若无智则起增上慢谓己均佛、初后俱非,为此事故须知六即;即字保横向的同一,六位保纵向的次第,防自弃与防僭圆两头都封,同书十境并把增上慢列为所观境之一(第一卷下部第二十一篇第五章)。华严一侧配套的是障蔽模型,《探玄记》以大经卷喻说破彼微尘出此大经,以妄念无体细末如尘、性德圆满如大经卷,那一篇点明破尘不写经、出经不增卷(第二十二篇第五章)。所以往后这个问题在汉地成了判教的心病是真的,说它无解则不确。这个问题在印度只是注脚,在日本成了整场简化革命的前提(第十三篇);本篇所说的安慰,代价到日本才完全显出来。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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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两层(普遍的无常怖与佛教自产的断灭怖)、真常系对它的正面处理及"记下这一功",见第二卷第四篇下篇第一章〈苦谛与集谛:苦成了客〉、第三章〈道谛:擦镜的悖论〉、第四章〈验证:无事可验的路〉及第五章〈贪著判定与总结性检视:对永恒的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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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摩迦事见《相应部》22.85(Yamaka Sutta;汉译《杂阿含》焰摩迦经,T2, no. 99, pp. 30c12–31b19):舍利弗以"现法中如来尚不可得"折其断灭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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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后的政治动荡与嚈哒兵燹,见第五篇第二章所引及第一卷第八篇第六章;去城市化与商团萎缩见 R. S. Sharma(第五篇第二章已引)。汉地乱世与佛教市场,见本卷第九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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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一乘宝性论》(勒那摩提译,卷四,T31, no. 1611, p. 840b23 起段):"以有怯弱心,轻慢诸众生,执著虚妄法,谤真如佛性,计身有神我,为令如是等,远离五种过,故说有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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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求那跋陀罗译,T12, no. 353, pp. 222b14–15):"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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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dharmabhāṇaka)圈子作为大乘经生产与流通的主体、经中的自利条款,见 David Drewes, "Dharmabhāṇakas in Early Mahāyāna"(Indo-Iranian Journal 54, 2011;同作者另有 "Early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II: New Perspectives",Religion Compass 4/2, 2010, pp. 66–74,所论同此而为综述),并参第四篇第四章;阐提教义在《涅槃经》诸层间的改判,见 Ming-Wood Liu, "The Problem of the Icchantika in the 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7.1, 1984)及本篇第一章所引下田正弘的增广史研究;道生被摈与获雪,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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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性论》及如来藏系在印度论场的边缘处境与晚期(约十一世纪后)的重新浮现,见高崎直道《宝性论》研究一系(Jikido Takasaki, A Study on the Ratnagotravibhāga, Rome: IsMEO, 1966)及第一卷第七篇;十一世纪以前印度论师于此论几无征引、其后始多见,见 David Seyfort Ruegg, La théorie du Tathāgatagarbha et du Gotra, Paris: EFEO, 1969,书内第 35 页("A partir du XIe siècle on trouve dans les sources sanskrites des références plus nombreuses au RGV",并举智吉祥友、智作慧与十一世纪迦湿弥罗的萨阇那),及 Klaus-Dieter Mathes, A Direct Path to the Buddha Within, Boston: Wisdom, 2008,书内第 2 页("the Indian reaction on the whole was simply to ignore the Ratnagotravibhāga and its teaching of buddha nature for six centuries. Things changed, however, in the eleventh century");东亚地基之说见第二卷第四篇下篇第五章持平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