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理与禅修传统

前三章建立了南传的历史框架:斯里兰卡的制度争论、觉音的系统化工程、东南亚的地理扩散。这一章转向内容本身:南传上座部的教理立场,以及在这套教理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禅修传统。

"南传教理"不是铁板一块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各有侧重,历史上内部争论也不少。下面尽可能区分哪些是共享的基础,哪些是各地各时期的诠释差异。

一、解脱道的结构:四果与三相

南传教理的核心,是一套关于解脱次第的完整论述。早期经典(1.5已详)的基本框架在这里延续:戒—定—慧三学,四圣谛,无常—苦—无我三相(巴利:anicca, dukkha, anattā)。四果本见于尼柯耶,南传在此基础上新增的是断惑的次第与心路的分析:四个阶段各断何结、依何心路而转,都被逐项定死。

解脱道由四"果"(phala)标记,每果之前有对应的"道"(magga)。道与果在一次修行体验里先后生起,道心斩断烦恼,果心确认已断:

阶段 巴利名 断除的结缚(samyojana) 余生情况
入流(初果) sotāpatti 断:身见、疑、戒禁取 最多七次人天往返,不堕恶趣
一来(二果) sakadāgāmitā 薄:欲贪、嗔 最多再来人间一次
不还(三果) anāgāmitā 断:欲贪、嗔 不再来欲界,于色界或无色界证最终解脱
阿罗汉(四果) arahatta 断:色贪、无色贪、慢、掉举、无明 此生后不再受生

两点值得展开。

入流果的意义。 断身见(sakkāyadiṭṭhi,把五蕴误认有一个恒常自我的见解)、疑(对三宝和修道的根本怀疑)、戒禁取(认为靠外部仪式即可得解脱),这三结的断除,在南传传统里被视为修行史上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入流者不会再退回到不知有解脱可证的状态。由此可见,这个框架是解脱道上的里程碑,不是道德等级表。

三相的照见。 早期经典讲"照见无常、苦、无我"是解脱的认识条件,但没有细说这个照见怎样发生、有哪些阶段。觉音的十六观智(见9.2)正是要填补这个空白:把照见过程细化成十六步,让修行者能追踪自己在哪个阶段、遇到什么标志、下一步是什么。这套框架是南传对早期经典的系统化,不是早期经典本身就有的。

三相之中,"无我"是最具哲学张力的。南传的立场是清晰的:不管是五蕴内部还是五蕴之外,找不到常住自主的自我实体。这是对早期经典立场的直接继承。对涅槃的理解亦然:南传把涅槃定性为"无为"(asaṅkhata)、"不死"(amata),始终坚持否定式说,不把涅槃实体化为一个永恒存在的境界。这与大乘如来藏传统(见第七篇)在措辞上有明显的距离。4

南传的菩萨道:另一条极少数人的路

上面讲的四果,是南传修行的"标准目标":成就阿罗汉果,彻底解脱。但南传传统里还存在另一条目标截然不同的路,4.3已点到这里:南传有"菩萨"(巴利:bodhisatta,梵:bodhisattva)的概念。

南传语境里的"菩萨",特指发愿成为一位正自觉者(sammāsambuddha)的修行者。这样的人不以在这一世或近几世证得阿罗汉果为满足,而立誓经历无数生死,积累波罗蜜,最终在没有人教导佛法的时代,凭自力证觉、重新发现佛法并为众生说法。这是一条极苦、极长、极少数人走的路。

这条路是什么时候成形的。 南传菩萨道常被当作一套自古如此的教理来介绍,实际上它有清楚的层次,四个阶段各有自己的文本与年代。

第一阶段在最早的经藏里。四部尼柯耶中的 bodhisatta 只是佛陀对自己成道以前那段生涯的称呼,是一个传记性的名目,不是一条摆出来供人选择的道路。在这一层文本里,佛陀从不教导弟子去走菩萨道,摆在弟子面前的目标只有阿罗汉果。1

第二阶段是《佛种姓经》(Buddhavaṃsa)、《所行藏》(Cariyāpiṭaka)与《本生经》被编入《小部》的时期,大致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佛种姓经》通常定在公元前一至二世纪。转折点是善慧(Sumedha)的故事:这位苦行者遇见过去佛燃灯,本可当下证得阿罗汉果,却主动放弃,立誓要自己成为一位正自觉者,并当场得到燃灯佛的授记。到这里,菩萨道才第一次凝成一件可以描述的事:一个誓愿、一次授记、此后无数生的波罗蜜修习。乔达摩以前的二十四佛被说成都循同一程式立愿,这套安排于是有了可重复的教理形状。

第三阶段是注释期,约在公元五世纪。法护(Dhammapāla)为《所行藏》作注,其中专论波罗蜜的一节,是南传第一部把菩萨道当作专题来处理的论著。他动笔的理由说得很直白:大乘已经有了成规模的菩萨道文献,上座部还没有。取材的范围也值得记下:《佛种姓经》《所行藏》《本生经》《清净道论》之外,还包括大乘的《菩萨地》(Bodhisattvabhūmi),只是把其中带明显大乘标记的部分剥去。他把菩萨按气质分为慧增上、信增上、精进增上三类,各需不同长度的劫数圆满波罗蜜;同时坚持波罗蜜并非成佛发愿者的专属功课,任何求觉悟的人都该修。最后这一句要紧:它使整套安排与阿罗汉道不相冲突。2

第四阶段是它作为一件有争议的实际修行而存在的时期,舞台主要在无畏山寺(见9.1),也延伸到王权(见本节末)。

四层叠起来看,结论并不难下:南传菩萨道既不是从最早的经藏里原样传下来的,也不是从大乘那里整套移植来的。它是上座部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只是长出的时间比通常想象的晚,而且长出来之后始终没有成为普世的道路。3

这条路在南传正典里有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波罗蜜(dasa pāramī,十波罗蜜)。 巴利文献(尤其《论事注》和《所行藏》注释传统)发展出了十种波罗蜜的体系:布施(dāna)、持戒(sīla)、出离(nekkhamma)、智慧(paññā)、精进(viriya)、忍辱(khanti)、真实(sacca)、决意(adhiṭṭhāna)、慈(mettā)、舍(upekkhā)。菩萨须在无数劫里把这十种品质修习至圆满。这个体系与大乘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有所不同,内容的侧重也不一样。2

《本生经》(Jātaka)与《所行藏》(Cariyāpiṭaka)。 《本生经》共五百四十七个故事,叙述佛陀(作为菩萨)在无数前世中的布施、牺牲与修行。把生命、财产、甚至家人献出的极端故事,是菩萨修行波罗蜜的主要文本证据。《所行藏》(论藏之外的小部经文)则以偈颂体专门讲述菩萨行的三十五个故事,各对应一种波罗蜜的圆满。这批文献是南传菩萨道最重要的经典基础。

"授记"(vyākaraṇa)的必要性。 在南传理论里,一个人能走菩萨道,须先由一位在世的佛陀当面授予"你将来会成佛"的预记;否则这个愿望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宏愿。燃灯佛(Dīpaṃkara)为乔达摩菩萨授记的故事,是这个传统最核心的叙事。这个要求使菩萨道极难入口:在没有佛陀在世的时代,无法得到授记,因此无法正式走上这条路。

南传菩萨道的边界。 南传传统明确把这条路留给极少数:在一个佛法已经存在的时代(如今天),发菩萨愿成正觉者并不是被鼓励的选择,因为有更快、更直接的路可以解脱(即当下走向阿罗汉果)。南传认可的具体未来佛,是弥勒(Metteyya,梵 Maitreya),他目前在兜率天等待时机,将在乔达摩的教法灭没后下生人间、重宣佛法。在东南亚民间信仰里,弥勒是活跃的信仰对象;在部分泰国和缅甸的民间语境中,有人会为弥勒发愿,以期在他降生时在场闻法。

与大乘菩萨道的根本差异。 大乘的立场是:所有有情都应发菩提心、走菩萨道、以成佛为目标;阿罗汉道被判为较低的"声闻乘"。南传的立场正相反:走菩萨道是极罕见的例外,多数人应当走更直接的解脱道,成就阿罗汉果是完整、圆满的出口,没有高低之分。两者在修行目标和对阿罗汉果的评价上,是结构性的分歧,不是细节差异。

三乘的经证与王权的样板。 南传承认三种菩提,这一点在巴利文献里有可指的落点。《小诵》的《伏藏经》(Nidhikaṇḍa Sutta)并列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与正等菩提;十二世纪大寺系的阿难陀长老所撰《优婆塞庄严》(Upāsakajanālaṅkāra)同样以三菩提立说。罗睺罗据此力主一件事:三乘之说在上座部内部有自己的文献根据,不是大乘嫁接进来的外物。

制度上,这条路还留下了另一种痕迹:它成了王权的样板。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斯里兰卡的多位国王被描述为菩萨,王者之行被读作十波罗蜜的兑现;三世纪的吉祥僧护王(Sirisaṅghabodhi,约247—249年在位)是最常被举的例子,以慈悲至于舍身著称。泰国另有一套平行的话语,围绕《须大拏本生》与 bāramī(波罗蜜、威德)的概念,把国王的正当性建立在波罗蜜的积累上,延续到近代。菩萨道在南传没有成为普世的修行道路,却在王权叙事里得到了它最有制度分量的一次使用。3

二、止与观:两条路还是一条路

南传修行论里最持久的内部争论,是止(samatha)与观(vipassanā)的关系问题。这在9.2讲觉音时已经点出,这里看它的哲学实质。

早期经典里,止与观的关系有一定的弹性。《增支部》有一段经文(AN 4.170,《双运经》),描述四种证阿罗汉的路:先止后观、先观后止、止观并进、偶然机缘直接照见。5 这段经文暗示止与观不止一种固定的顺序。

觉音建立的七清净框架,把"先达到定(至少近行定),再开展观智"的路线置于核心。这不是他否认其他路,他系统呈现的主干是这条。此后南传内部对"止究竟是否必须先于观"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对如何读觉音的争论。

二十世纪的缅甸,这场争论变得格外具体,分出几条清晰的路线:

马哈希传承(Mahāsi Sayādaw,1904—1982)主张修行者从"纯观"(suddha-vipassanā)入手,不必先培育安止定,只需有近行定,即可展开对身心现象的当下觉察。具体方法是以腹部的起伏为主要观察对象,配合心理注标(noting,持续标记所知觉的现象:"起……落……听……想……"),在坐禅和日常动作中持续进行。入门门槛较低,影响极广;马哈希传承在缅甸、斯里兰卡以及西方各国都有大量传播。6

帕奥传承(Pa-Auk Sayādaw,1934—)则严格要求先培育四禅那乃至八等至,以kasiṇa(遍处)或出入息念建立安止定,然后才进入名色分析与观智开发。这套方法更贴近觉音《清净道论》的主干,对定力的要求高,入门较难,但支持者认为由此建立的定力使观智更为深稳。7

莫哥传承(Mogok Sayādaw,1899—1962)又是另一种风格:特别强调从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的角度入手,让修行者先透彻理解十二支缘起的因果链,以正见为基础,然后在禅坐中直接观察这个链条的运作。这个路线把概念理解置于前端,与马哈希的"直接觉察现象"形成对比。8

葛印卡传承在这一部分暂不展开,9.5近现代史里有详细介绍(勒迪长老—乌巴庆—葛印卡这条线,以及它如何将南传内观转化为覆盖全球百余国的大众课程)。这里只标记:它与上述三条缅甸路线并行,是同一时代内影响力覆盖范围最广的南传禅修传承,但走的是"去宗派化、面向大众"的完全不同方向。

帕奥与马哈希的义理分歧,以及它的现实影响。 上述几条路线的差异不只在方法论层面。帕奥传承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迅速扩张后,在缅甸、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南传国家的禅修圈产生了具体的机构冲击:大量原本在马哈希体系或其他纯观道场中修行的禅修者,转往帕奥中心,部分道场出现可观的禅修人数流失。帕奥体系要求在进入观智之前必须建立稳定的安止定(四禅那乃至八定),对认真寻法者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被视为更忠实于觉音《清净道论》主干的路线。然而这个高门槛在实践中也带来了新的困境:一部分修行者为达到帕奥所要求的禅那标准,耗费数年仍无法确认自己已入安止,反复被要求"回去再修止",产生新的挫败与困惑。马哈希一系的支持者指出,帕奥把注释文献里的禅那描述刚性化到了超出经典原意的程度,也与《增支部·双运经》(AN 4.170)所呈现的路线多样性相悖。这场争论在南传内部仍在进行中,本书呈现分歧,不为任何一方背书。需要记下的是:禅修方法的系统化与标准化,本身就是一个有真实代价的选择。7 6

三条(及更多)路线的分歧,反映了早期经典里本就存在的弹性空间。觉音的系统化没有把这个空间完全封闭,只是提供了一条主干。

三、森林传统:另一套传承方式

南传内部始终并行着一条与注释经院传统既相互补充、又时有张力的路线:森林传统(dhutaṅga forest tradition)。

森林传统的根据在巴利经典里:头陀行(dhutaṅga)散见诸经,如只持三衣、露地而坐、不在固定地点居住,是可选的额外精进,不是必须的规定;十三这个定数出自注释传统,《清净道论》第二品〈头陀支品〉列自粪扫衣支至常坐不卧支十三种,并判其宜于贪行者与痴行者。历史上,市区寺院的主要功能是典籍研习、仪式举行与社区服务,深度禅修往往发生在市区寺院之外。这个分化在南传各国都有体现,但在泰国得到了最系统的现代表达。

阿姜曼传承(Ajahn Mun Bhūridatta,1870—1949)是二十世纪泰国森林传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修行生涯绝大部分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丛林里度过,靠托钵为生,以严格的头陀行为标准,追求深度禅定与直接的心灵洞见。他的体系以出入息念为核心,强调心(citta)的直接觉察,较少依赖系统性的观智次第图谱。他的若干学生后来成为更广为人知的老师:9

阿姜查(Ajahn Chah,1918—1992)以简明的教法、包容的风格著称,建立了一批森林道场,影响延伸至西方(他的弟子包括阿姜苏美多、阿姜布拉姆等,在欧洲、澳大利亚建立了道场)。他的教法把深度禅修与日常生活的正念整合,不强调技术性次第,而强调心的基本态度:放下、知足、当下。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如果你放下一点,你会有一点平静;如果你放下很多,你会有很多平静;如果你完全放下,你会有完全的平静。"这种简洁,是森林传统区别于系统注释传统的一个典型风格。

隆波田传承(Luangpor Teean,1911—1988)走得更激进:主张禅修不需要静坐,以"动中禅"为方法,核心是在各种动作中保持觉知的连续。这被称为"自然内观",批评者认为它离经典描述过远,支持者认为它把念住还原到了最原初的形式。

森林传统与经院注释传统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对应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经典里那种清晰但简洁的修行叙述,与后来精密的系统化注释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森林修行者倾向于返回经典的简单叙述,绕过注释的层层细化;经院传统认为注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操作指引。本书把这个张力呈现出来,不作裁断。

四、慈悲禅与四梵住

南传修行论里,"止禅"的一大类别是四梵住(brahmavihāra),即:

  • 慈(mettā):对一切有情愿其安乐的心
  • 悲(karuṇā):对一切有情受苦愿其离苦的心
  • 喜(muditā):对一切有情的幸福随喜的心
  • 舍(upekkhā):对一切有情平等无偏的心

四梵住的禅修,以特定对象(先从自己开始,再扩展到亲友、中性的人、再到一切有情)系统地生起相应的心,逐步稳定成安止定。早期经典里,四梵住被描述为可以带来极深的定境,但一般被判为不足以引发解脱的"世间定",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入观智的照见,才能完成解脱道。

慈心禅(mettā bhāvanā)在现代传播最广,部分原因是它的操作门槛较低,即使没有深厚的前期定力基础,也能带来情绪上的稳定和对他人的善意。它成为各传统最容易跨越宗教背景推广的修行之一。这本身也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当一种修行方法被提炼为无需整套教理框架也能操作的技术,它和原始语境的关系就需要留心。

从教理结构上看,南传修行的核心目标是个人的解脱(成就阿罗汉果),慈悲是条件之一,不是道的根本动力。这与大乘菩萨道(以悲心发菩提心为起点、以成佛为目标)有根本的架构差异:差异不在南传是否重视慈悲,而在慈悲在两个传统里的架构位置不同。

五、南传教理的几个内部争议

南传内部有几个教理争议反映了对"解脱究竟是什么"的不同理解:

阿罗汉果是否还有进一步? 南传主流立场是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是解脱的终点,此外无所谓"更高的果位"。但早期经典里也有关于不同类型阿罗汉的描述(如"慧解脱"与"双分解脱"之别,后者同时成就最深的定与慧)。这个差异在实践层面引出了"没有深禅那的阿罗汉是否完整"这类讨论,各传承间仍有不同意见。

涅槃是"什么都没有",还是某种"积极的存在"? 大多数时候,南传老师强调涅槃是烦恼的熄灭,用否定式来说。但也有声音把涅槃描述为一种"纯净的觉知",隐含某种积极的性质。批评者认为这有向如来藏靠拢的风险,把"什么也没有"偷换成了"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本书认为这个张力与早期经典本身对涅槃的两种表述(纯粹否定式 vs.《自说经》"有一不生不有者")有关,南传内部尚无定论。4

止观次第之争 已在第二节详述,不重复。

斯里兰卡的"果位危机":一个历史插曲。 南传内部对"现在还能不能证果"的信心问题,曾在斯里兰卡历史上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出现过,值得在这里补记。斯里兰卡佛教在十七、十八世纪遭遇严重衰落:受戒传承(upasampadā 的法脉)一度中断,具足戒比丘几乎消失,合法的羯磨无从举行。据史料记载,在这段低谷里,部分斯里兰卡比丘认为,在如此衰败的条件下,"道果"(magga-phala,即四果的证量)已无从成就于当世。这种悲观判断有其义理依据:巴利注释传统有关于"教法衰退"(sāsana-parihāna)的系统论述,描述教法随时间丧失各种成就的可能性,最终仅剩经文的文字保存。对于十八世纪的斯里兰卡僧侣来说,这一理论不再是遥远的末法叙事,成了对当下处境的实际描述。10

这正是萨拉纳坎卡长老(Vēliviṭṭa Saraṇaṃkara,1698—1778)推动向暹罗寻求援助的深层动力之一。1753年,泰国僧侣应邀前来,在斯里兰卡重新举行了具足戒仪式,建立了暹罗宗(Siam Nikāya)。那次修复不只属于制度层面的重建,也隐含着一个回答:修行、以及证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近现代的内观复兴(9.5)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同一个逻辑:如果说十八世纪的危机是"还有没有僧团可以出家",二十世纪的内观运动则是"还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人切实修到果",两者都是对南传传统生命力的重新断言。

六、南传与早期佛教:传承还是诠释

这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南传是最忠实保存早期佛教的传统,还是它自身也是一种诠释?

南传传统历来以此自我定位:巴利三藏保存了佛陀的原话,注释传统保存了正确的诠释;这一自我定位见于觉音诸注的序分与跋文。历史研究的图景要复杂得多。以下几个观察,是本书据现代文献学成果所作的对照:

巴利语不等于原音。 巴利语是一种文学化的中期印度语,不是佛陀实际使用的方言。它是诸多口诵传统的一种固定化,不是录音。巴利经典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巴利语是佛陀的原话"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

觉音的系统化引入了特定的框架选择。 9.2已经讨论,"止先于观"的立场、"似相"的教学、sabhāva(自性)作为法相界定语的系统使用,在早期经典里都不是唯一被支持的路线。这几项属于注释阶段的选择,可以归在觉音名下。本节只作历史描述,不作褒贬。

sabhāva 这一项要分两层看。用作法的界定语,起点在正典《无碍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觉音承接这个用法并把它推广成注释体例;把这个词读作 sat-bhāva,即存在,从而转成一条关于存在方式的主张,定型在六世纪的注释家摩诃男(Mahānāma)手上,已在觉音身后约一个世纪。11

"上座部"在历史上指向不同的事物。 2.3已讲,历史上的 Sthavira(上座部)是一个部派群体,内部分支众多;今天所谓"南传上座部"特指分别说部(Vibhajjavāda)的斯里兰卡分支,不能把它的立场当成所有"上座部"的立场。

本书立场:南传上座部是早期佛教众多传承之一,在保存巴利经典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在历史过程中引入了自己的诠释框架(尤其觉音的系统化)。它比大乘更接近某些早期教法的面貌(不立常住自我、不以成佛取代解脱为终极目标),但它自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传统,不是早期佛教的镜面复制。这个立场不在贬低南传;它是对任何传统都应该持有的诚实态度。

七、整体图:南传修行道

把本章和前几章的内容合起来,南传修行道有一张相当完整的地图:

南传修行道整体图

这张地图在南传内部不无争议:止禅的必要程度、十六观智是否具备普遍适用性、各传承对某些标志的解释,各传承各有理解。但整体结构,从戒律基础,经止定,经观智,到四果次第解脱,是各传承共享的框架。

下一章进入南传的近现代史:十九世纪以来的殖民、改革、内观复兴与全球化,以及南传在当代世界的位置。

延伸阅读

  • L. S. Cousins. "Samatha-yāna and Vipassanā-yāna." 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Hammalava Saddhātissa, ed. G. Dhammapala et al. Nugegoda, 1984, pp. 56–68.
  • Rupert Gethin. The Buddhist Path to Awakening: A Study of the Bodhi-Pakkhiyā Dhammā. Leiden: Brill, 1992.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Bhikkhu Anālayo. The Genesis of the Bodhisattva Ideal.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0.(该书处理的是最早的文本层,即巴利尼柯耶与其汉译、梵本平行本中菩萨概念的起源,不是上座部自身的历史发展;作者明言后者当参 Rahula 1971、Ratnayaka 1985、Endo 1996、Samuels 1997、Skilling 2003、Harvey 2007、Chandawimala 2008 诸家专论。本节按这个分工引用:第一阶段依此书,其余三阶段依后者) 

  2. 法护(Dhammapāla,约五至六世纪)《所行藏注》中专论波罗蜜的一节,英译见 Bhikkhu Bodhi (trans.). A Treatise on the Pāramīs. Wheel Publication 409.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三种气质之分、波罗蜜非成佛发愿者专属之说,以及取材及于大乘《菩萨地》而剥去其大乘标记诸事,均见该译本及其导言)十波罗蜜的名目与次第亦以此为准。 

  3. 上座部自身菩萨道的历史发展,本节依 Walpola Rahula. "Bodhisattva Ideal in Buddhism". 收于 Gems of Buddhist Wisdom. Kuala Lumpur: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96;Jeffrey Samuels. "The Bodhisattva Ideal in Theravāda Buddhist Theory and Practic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7.3 (1997);Peter Skilling 论菩萨乘早期分化诸文,其中 2004 年一文把专修菩萨乘的群体定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为 Anālayo 所引;另参 Ratnayaka 1985、Endo 1996、Harvey 2007、Chandawimala 2008。《伏藏经》三菩提与《优婆塞庄严》两条经证出罗睺罗文。王权菩萨一线,斯里兰卡部分见前引诸家;泰国 bāramī 与《须大拏本生》的王权用法为东南亚研究的通说,本节据二手综述采录,未另核一手材料。罗睺罗最着力的一点是:这是上座部内部真实的发展,不是大乘嫁接的外物,只是与大乘不同,它始终留给少数特殊之人,未曾普及为人人当行之道。 

  4. Peter Harvey. The Selfless Mind: Pers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Nirvāṇa in Early Buddhism. Richmond: Curzon, 1995.(南传涅槃概念的详细分析);涅槃的"积极性"争论另见 Steven Collins, Nirvana and Other Buddhist Felic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Bhikkhu Bodhi (trans.).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12.(AN 4.170,四种证阿罗汉之路) 

  6. Mahāsi Sayādaw. 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 Basic and Progressive Stages. Trans. U Pe Thin and Myanaung U Tin.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71. 

  7. Pa-Auk Tawya Sayādaw. Knowing and Seeing. 4th ed. Kuala Lumpur: Wave Publications, 2003. 

  8. Mogok Sayādaw. A Discourse on Vipassana Meditation. Ed. Bhikkhu Pesala. 1999. 

  9. J. L. Taylor. Forest Monks and the Nation-State: An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10. 斯里兰卡十八世纪佛教衰落与受戒传承中断,参 Kitsiri Malalgoda. Buddhism in Sinhalese Society 175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第一至二章,暹罗宗建立及其背景);Heinz Bechert, ed. 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 in Buddhist Countri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 关于"道果"是否仍可成就这一信心危机的具体叙述,散见于上述著作及 Richard Gombrich, Theravāda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from Ancient Benares to Modern Colombo. London: Routledge, 1988,第七章;读者如有兴趣可进一步核实其史料细节。 

  11. Noa Ronkin.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Own-Nature (Sabhāva) in the Paṭisambhidāmagga."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03。sabhāva 首次用作法的界定语在正典《无碍解道》;存在论的读法定型于摩诃男(Mahānāma)约六世纪所作《正法显明》(Saddhammappakāsinī),即《无碍解道》义注;该文讨论注疏解释时明确引其把 sabhāva 拆作 sat-bhāva(存在/存在状态)。年代、作者与注疏归属均依该文;本书下部第十四篇第一章与第七章已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