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佛教

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佛教世界而言不只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它同时是一个加速器：把此前三十年缓慢积累的数字化、去中心化、认证权威松动等趋势，在两三年内推到了台前。上一章处理1990年至2020年的动向；这一章处理疫情以来的几条新线索：线上僧团的常态化、缅甸政变中的僧伽、女性受戒的实质突破、AI进入佛教、禅修经验的实证检验与迷幻药争论、若干世俗社会中的新现场，以及学术风向的转变。

需要预先说明本章的史料性质。这里处理的多是仍在展开中的事件，主要依据是新闻报道、机构公告和初步的学术研究；与前面各章相比，本章判断的暂定性更高，若干叙述在几年后可能需要修正。本书成稿于2020年代中期，凡涉及"现状"的表述，均以此为时间基点。

一、线上僧团与混合常态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绝大多数佛教道场关闭了线下活动。这迫使各传统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教法活动迁移到线上：Zoom法会、线上禅修营、视频开示。对某些传统（尤其西方内观传统），这个转移相对顺利；对于更强调实体场域和身体共处（如日本禅宗的接心sesshin）的传统，这个转移更加困难。疫情高峰过去之后，很多传统保留了部分线上活动，形成了"混合模式"（线下道场加线上接触）的新常态。

混合常态带来了几个此前只是理论性的问题。仪轨层面：皈依、受戒、灌顶等依赖身体在场的仪式，能否经由视频有效完成？各传统的回答不一，藏传部分上师在疫情期间进行了线上灌顶，也随即引发了传统派的质疑；南传与汉传的具足戒授受则普遍被认为无法线上化。共同体层面：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线上僧团"，是否还具备僧团作为皈依对象的意义？实践层面：线上禅修营去除了封闭环境的保护与老师的现场观察，把长时间密集禅修的风险管理交给了参加者自己（这与本章第五节的禅修安全问题直接相关）。

这些问题在教理上都不是全新的，但疫情把它们从边缘假设变成了每个传统必须实际回答的日常问题。数字化在1990年代之后改变的是教法的传播；疫情之后，它开始改变修行生活的组织形态本身。

二、缅甸：军事政变中的僧伽

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对佛教史而言，随后几年最值得记录的，是僧伽的反应与2007年"袈裟革命"的对照：那一年，僧侣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面，诵《慈经》上街；2021年之后，走上街头的是各族各业的平民，僧侣不再是队伍的面孔。不过"僧伽整体沉默"这个流行说法需要修正：领导层僧侣初期确有抵抗而后噤声，军方则以"三子"（兵、学生、佛子）的口号阻止僧人参与，并沿用2007年之后布置的眼线与对一百七十五座寺院的监控；与此同时，一批年轻僧侣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反抗，自称革命派。1

低调的背后是三向分化。其一，与军方结盟的民族主义僧侣：部分高阶僧侣公开为政权祝祷，个别极端民族主义僧人参与组织和合法化亲军方民兵，僧袍与步枪同框的影像在社交媒体流传。军方数十年经营的供养网络（对高阶僧侣的资金、土地、寺院教育系统的支持）在政变后显示出效力。其二，人数有限的"革命派"僧侣：他们以恢复正法（dhamma，此处被诠释为公义社会）为框架支持抵抗运动，个别人还俗参战。其三，沉默的大多数：全国民主运动此次由世俗力量主导且诉诸武装抵抗，这两个特征都使多数僧侣难以按传统方式介入。

这个分化有两层史学意义。第一，它标志着缅甸僧伽政治权威的一次实质耗散：2007年僧侣尚能以道德权威的身份为全国运动定调，2021年之后这个位置空了出来，由世俗青年（其中相当比例是年轻女性）填补。第二，它把佛教民族主义问题（上一章第六节；9.5）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当"护教"论述与一个失去多数民意的军政权深度绑定，民族主义僧侣付出的是整个僧伽公信力的代价。缅甸案例提示，佛教与国家权力的结盟不仅有伦理成本，还有制度成本，而后者由整个传统承担。

三、女性受戒：从原则之争到既成事实

上一章第五节记录了2020年之前女性受戒问题的推进与阻力。2020年代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争论仍在，但事实先行了。

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不丹。2022年6月，不丹国家僧伽最高权威杰堪布（Je Khenpo）在帕罗为一百四十余位女性授比丘尼（藏语系统称格隆玛，gelongma）具足戒。这是藏语系佛教数百年来首次成规模的比丘尼传戒：此前藏传出家女性长期停留在沙弥尼位阶，具足戒问题讨论了数十年而无结果。2025年11月，杰堪布在廷布郊外再次传戒，受戒者265人：不丹137人，另有128人来自13个国家。第二次传戒尤其重要，它表明2022年开的是一条制度化的路径，不是一次孤立的姿态；来自各国的受戒者，则使不丹事实上成为藏语系比丘尼戒的输出中心。2

南传方面，变化以更分散的方式累积。斯里兰卡自1998年菩提迦耶传戒以来的比丘尼社群，已经成长出资深的本土戒师世代，受戒不再依赖外部援助，规模持续扩大；泰国的比丘尼社群在官方不承认的情况下持续成长至数百人；2023年前后，随着数位高棉女性先后受具足戒，柬埔寨的上座部比丘尼僧团开始成形。美籍上座部比丘尼塔塔洛卡长老尼把这个阶段称为"大长老尼的十年"：问题的重心已从"能否合法受戒"（阿那拉约等学者的文献研究基本回答了这个问题，见上一章）转移到"既成的僧团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官方承认"。3

本书认为，这个案例对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极好的注脚：制度承认与实践事实可以长期脱节，而当脱节持续足够久，承认机制本身就开始失去规定现实的能力。9.5所述"未解的制度结"在法理层面仍未解，但2020年代的事实进展已经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悬而未决的已经从女性能否出家受戒，换成了各国僧伽权威还要多久才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女性问题的教理与文本层面，详见下一章。

四、AI与佛教：从讨论对象到基础设施

上一章记录了2020年前数字佛教的格局。2020年代中期，人工智能的进入使问题升级：AI不再只是佛教哲学的讨论对象（AI有没有心识、算不算众生），它开始成为佛教知识的基础设施。

变化发生在两个层面。文献层面，机器翻译与跨语言检索工具开始改变佛教语文学的工作方式。以Dharmamitra（MITRA）项目为代表：由Tsadra基金会、日本东北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I研究实验室合作开发，提供梵文、巴利文、藏文、古典汉语译成英语的机器翻译，并支持跨语言的语义检索与平行段落比对。这类工具的初译质量尚不能替代学者，但它把过去需要数年语言训练才能进行的跨传统文本比对，变成了任何研究者可以起步的操作。这是佛教文献研究自数字化录入以来最大的一次工具变化。数字佛教内部对AI的态度却极为不同：同是开放佛典的数字化工程，SuttaCentral标举"由人所作，为人而作"，并在授权页上请求勿把其内容用于制作生成式AI的数据集；Dharmamitra则以机器翻译与语义检索为志业，把佛典的AI化当作方向。4

教学层面，专用的佛教问答机器人开始出现并被机构采用。日本京都大学的团队自2021年起开发以经典语料训练的BuddhaBot，其后续版本被不丹中央僧伽机构引入，供至多二百名僧尼试用；马来西亚佛教界开发的Norbu等专用问答系统也在英语佛教圈流通。支持者的论证是实用性的：在师资稀缺的地区，一个经过拣择语料训练的问答系统好过没有老师。反对的声音则指向本书读者应当已经熟悉的问题：谁来认证一个AI"法师"？它的回答算谁的教法？同一团队随后把这两问推到了更难回避的位置。2021年3月的BuddhaBot之后，他们于2022年9月做出佛教AR，2023年7月做出生成式的"BuddhaBot Plus"，2023年9月又做出亲鸾与世亲的对话AI；2026年2月，"BuddhaBot Plus"被装进一具双足人形机器人，成为"BuddhaRoid"，2026年2月5日在苏黎世大学与京都大学的联合研讨会上发表。开发方在发布稿里自陈的用途，已不止于问答：宗教仪礼与教学等"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可由人形机器人代行，面向"难以对活人僧侣启齿的咨询"，并可补宗教界的人手不足。也就是说，代行的对象从回答扩展到了仪轨与身体在场。发布稿同时自列了几项伦理难题：生成式AI的典据不明、个人信息、著作权。这几项难题与上文那两问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侧：一套无法交代自己出处的系统，如何能承担一个以传承为凭据的角色。5

这些发展使下述偏向分析变得更为紧迫，没有让它过时。

训练数据的偏向。大型语言模型的完整训练语料通常并不公开，因此很难给出统一的语言比例；但从 Common Crawl、mC4 等公开的大规模网络语料看，英语占据明显优势，其他语言的覆盖则高度不均。中文属于高资源语言，但其相对比例因语料和模型而异，并不能简单概括为"仅次于英语"。这种偏向不仅存在于语言之间，也存在于同一语言内部：英语世界中高可见度的佛教话语，并不是世界佛教传统的等比例缩影。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大众佛教与皈依者佛教尤其受到禅宗、藏传佛教和内观禅修等传统影响，后来又出现规模更大的世俗正念运动。与此同时，许多主要依靠地方语言传播、缺乏大量英语出版物和网络内容的传统，其仪轨、教理细节与内部差异，在英语材料中的可见度要低得多。对这些领域，大型语言模型更容易依赖少数二手概述或跨传统类比，因此其回答尤其需要回到专门研究和原始资料核验。6

更重要的是，高可见度的英语佛教材料本身也不是中性的。近代以来形成的"佛教现代主义"，经常把传统佛教重新表述为较少神话、较少仪轨、更加心理学化，并且与现代科学相容的思想与禅修体系；其中某些历史上特定的禅修形式，又进一步被抽离出僧团、伦理与宇宙论语境，转化为普遍性的心理技术。如果语言模型大量从这类材料中学习，它就容易把这种现代主义重述当作解释佛教的默认背景，而不是把它明确辨认为近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佛教诠释。7

强化学习带来的"反传统"默认抵制。现代AI通常经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的微调，人类标注者对AI回应的评判标准，隐含了特定的价值偏好。在佛教相关的讨论里，这可能产生一种微妙的效果：当用户提出与主流（西方现代佛教）叙事相符的说法时，AI倾向于认可和补充；当用户提出挑战性的、反传统的或更早期文本依据的论点时，AI可能以"为传统背书"的方式推回，即便那些反传统论点（如"四圣谛不预设轮回""早期佛教对神格的处理"等）在学术上是严肃有据的。反过来，当主流叙事本身与传统不符时（例如，将正念等同于佛教修行），AI也往往不会主动纠正。

简言之：AI有时会强化主流偏见，同时对挑战偏见的论点产生"自动防御"。

个人回音室的风险。用户在与AI讨论佛教教法时，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AI非常擅长以对话方式把用户的初始立场呈现得更有说服力和历史依据。一个净土修行者和AI讨论净土理论，会得到对净土教法的详细支持材料；一个禅修者和AI讨论顿悟，会得到大量关于顿悟的正面资料；一个世俗主义者和AI讨论"佛陀其实是无神论者"，也通常能从AI那里得到支持性的论据。AI的这种适应性使它成为了一个高效的"义理搜索引擎"，但也使它很容易成为确认偏见的放大器，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善知识"（kalyāṇamitta）。

平衡的评估。承认这些问题，不意味着AI在佛教学习上毫无价值。AI确实能够：快速检索特定术语的定义和出处；对照多个传统的平行文本；提供导读性的解释；在无人可问的时候给出一个还算可靠的起点。这些功能是真实的，对研究者和修行者都有实际帮助。使用AI时真正需要留意的是它的偏向结构：它更擅长陈述现代英语佛教的主流观点，对非主流传统、细节差异和学术争议的处理不够可靠，并且会在你的框架里倾向于支持你，不挑战你。把AI当作一个入门助手、不当最终裁判，是目前阶段比较诚实的使用方式。8

翻译即诠释的问题在AI时代重现。本书在下一章将展示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时一个词的处理如何影响了此后一千多年"女身能否成佛"的争论。当翻译由模型批量完成时，同样的问题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可见度重现：模型在无数微小的选择上固化某一种诠释，而使用者看不到取舍发生的位置。机器翻译的佛典很可能成为下一代读者接触佛教的第一层文本，这一层文本浸透着训练语料的偏向。本书认为，这不是拒绝工具的理由；它要求佛教研究界以对待古代译场同等的严肃程度，去审计今天的"机器译场"。

五、被检验的禅修：副作用研究与迷幻药争论

2020年代，两条线索从相反的方向对"禅修经验"施加了压力：一条用实证方法检验禅修的效果与风险，一条试图用药物触发类似禅修的经验。

副作用研究的成熟。上一章第四节记录了"佛教与科学"对话的成就与方法论批评。2020年代的新进展是，禅修的负面效应从轶事变成了系统研究的对象。布里顿（Willoughby Britton）团队2021年的研究显示，在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项目参加者中，主动询问之下过半数报告至少一种与禅修相关的不良反应，近四成报告这些反应对日常功能有负面影响；此前的研究只被动记录严重不良事件，报告率不足百分之一。布里顿任事的非营利机构（Cheetah House）专为禅修相关困难者提供支持。另一个标志性结果来自英国的MYRIAD项目：这项覆盖八十余所中学、八千余名青少年的整群随机试验发现，普适性的校园正念课程并未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组在若干次要指标上甚至略差于对照组。9

这些结果的意义需要准确理解。它们不证明禅修有害，它们证明的是：禅修是一种足够强的干预，强到有真实的剂量、适应症与禁忌症问题；而此前二十年"正念有益"的公众叙事，建立在系统性不询问副作用的研究设计之上。对本书而言，这是佛教现代主义叙事（禅修等于无风险的心理健身）被实证工具自身修正的案例：科学化叙事最终被更严格的科学检验约束。传统内部原有的安全装置（次第、师资、闭关的保护性环境、对"禅病"的经验知识）在世俗化传播中被剥离，如今正以"创伤知情正念""禅修安全指南"的形式被重新发明。

迷幻药的正面碰撞。同一时期，迷幻药研究的复兴（裸盖菇素、MDMA等物质在抑郁与创伤后应激治疗上的临床试验）与佛教修行圈正面相遇。争论的焦点不是新的：1960年代的迷幻药文化本来就是第一代西方佛教修行者的重要入口。新的不只是问题的公开化。内观一系已有具名的老师把迷幻药整合进自己的教学，斯普林·瓦沙姆（Spring Washam）是最清楚的一例。她受训于杰克·康菲尔德，是灵岩禅修中心（Spirit Rock）教师会成员，2014年在秘鲁随希皮沃（Shipibo）医者学习一年，2015年创办莲藤之旅（Lotus Vine Journeys），把佛教禅修与死藤水仪式作为互补的两种法门合办静修。她自述这类植物药可以"迅速加快疗愈的进程，尤其在与研习和修行并用时"；反对者（既有寺院传统也有部分世俗老师）则援引第五戒（不放逸原则），另有一个更技术性的顾虑。后者的一个现成表述出自藏传喇嘛聪尼（Lama Tsony）：以药求速，像是驶上了快车道，自以为到得更快，其实原地未动，回头还得从头走起。这个顾虑并不限于迷幻药之争：Robert Sharf 早已指出，把禅修所生的状态当作道次第话语的所指，本身是现代佛教的一种错置。照本书看，这一层还可以说得更紧：药物所触发的是状态（state），而修道所要求的是位阶（stage）的不可逆转化，把前者当作后者是范畴错误。这一步是本书的推论，上引两说各只走到一半。须记的是，第五戒这条线并非单向：主张者同样从第五戒立论，瓦沙姆自道死藤水"恰是麻醉品的反面"，于她与第五戒并无扞格。这场争论另有一条与第五戒无关的轴：西方佛教老师与植物药所自出的原住民社群之间是什么关系。按西蒙兹（Colin H. Simonds）的分判，同属主张一方，迈克·克劳利（Mike Crowley）劝每个佛教徒至少服一次迷幻药以验看自己的如来藏，是把植物药抽离其原住民脉络、只作佛教之用；瓦沙姆随希皮沃医者受过训练，并交代其来源与权威，大体合于原住民学者所立的伦理原则。2024年8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MDMA辅助疗法的新药申请发出完整回复函，认定现有数据尚不足以批准，要求申办方另做一期三期试验；这是程序上的挫折而非疗效上的否定，临床化的进程因此推迟，而修行圈内部的争论并未随之降温。10

本书认为，副作用研究与迷幻药争论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当代佛教必须在"经验"之外重新说明修行的判准。如果禅修的价值只在其引发的经验，那么可以被更高效引发的经验（无论经由药物还是技术）就有平等的主张权；如果修行的判准不在经验本身而在贪嗔痴的长期止息，那么无论禅修还是药物，都要接受同一个更苛刻的检验。这恰好回到了早期佛教的判准问题（第一篇第五章）。

一个思想实验。顺着药物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可以构造一个本书不打算回答、但值得摆在读者面前的思想实验。假定物质第一性成立：心理状态随附于脑状态，没有独立于物理基础的心识。再假定果位（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如佛教现代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某种稳定的心理转化。两个前提合起来，果位就对应于某类可指认的脑结构与功能构型。那么，只要技术足够精确（迷幻药的作用是弥散的，假想中的神经技术则是定点的），原则上就应当可以绕过闻思修的全部次第，直接改造大脑，"制造"一位解脱者。这个假想有它的现实根据：已有研究团队尝试用聚焦超声等神经调控手段直接调制与禅修相关的脑网络活动，初步报告的是正念状态增强、警觉度下降、自我感与时间感的暂时改变，尚未主张诱发禅那；距离"制造果位"固然极远，方向却在同一条延长线上。11

这个思想实验的价值在于它引出一个分叉，两边各有代价。接受这个推论的人，把解脱变成了工程问题，但随即要回答：这样造成的状态还算不算果位？佛教对果位的界定不只是状态描述，还包含路径属性（由如实知见断惑）与不可逆性；一个未经闻思修而"被解脱"的人，他断的惑是谁断的？如果路径属于判准本身，那么果位概念就含有一个无法被脑状态穷尽的规范性成分。拒绝这个推论的人，则要说明拒绝的是哪一个前提：要么否认物质第一性（这是传统佛教多数派的实际立场，业与轮回本来就预设了不随附于单个大脑的心识连续性），要么接受物理主义但主张果位在本质上部分地是规范性概念，"如何达成"内在于"是什么"。无论选哪一边，"解脱"概念里描述性成分与规范性成分的区分都被摆上了台面，而这个区分在传统教义学里通常是不言明的。

关于第一个前提，还应补充一个经常被略过的元层观察。"物质第一性"在当代的流行，多数时候建立在对科学方法的一种隐式信任之上，不是形而上学论证的结果。但科学方法有其构成性的边界：它处理公共的、可观察的、可重复的现象，第三人称的可检验性是它的准入条件。这个边界不是暂时的技术不足，而属于方法的定义本身；究其根本，这仍是休谟的老问题：从可观察的规律出发，我们有权走多远。第一人称的体验现象，红色为何呈现为这样的红、苦受为何是这样一种感受，恰好落在这个准入条件之外：它们不公共、不可在不预设体验的前提下被观察，当代心灵哲学称之为意识的"难问题"。12 于是有一个循环的风险：先以科学方法界定什么算"实在"，再据此裁定第一人称现象要么可还原、要么不实在，而这个裁定本身是方法论决定，不是科学结论。科学理论的可修正性，常被当作"不断接近真理"的证据；这在对象层为真，在元层则须加限定：可修正的是方法之内的理论，方法自身的准入边界并不随理论更替而移动。因此，拒绝物质第一性未必出于宗教教条，它可以是对"以第三人称方法裁决第一人称实在"这一步的合理怀疑。当然，这个怀疑也须承担相应的论证负担：物理主义者可以回应，科学方法数百年来不断把曾被认为不可还原的领域（生命、热、心理功能）纳入自己的辖域，这一持续的成功记录本身就是归纳证据；还有更激进的立场干脆否认"难问题"是真问题。本书不在此裁断。要点只是：物质第一性是一个哲学立场，不是科学发现，思想实验的第一前提从一开始就站在争议之中。佛教的处境在这里颇为微妙：它的核心主张（苦、渴爱、止息）恰恰是第一人称的，这既是它在科学时代难以被"验证"的原因，也是它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第一人称探究可能补足科学方法盲区的原因；而第一人称探究自身的效度问题（预期与教义对经验报告的塑造，见本章第五节开头与第二卷），同样真实。两边的局限不对称，但都存在。

回到思想实验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假想的路径（以精确的物理干预改造大脑，从而直接达成解脱）与金刚乘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密宗的独特主张恰恰是：身体是解脱的技术界面。气、脉、明点的操作，拙火的修习，其前提是身心在最细层面同构，改造身的能量构造可以直接转化心（见第八篇第四章、第十一篇）；"即身成佛"的可能性论证依赖这一点。就"以物理干预达成解脱"这个形式结构而言，密宗在一千年前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它的"物理"是内在于其自身世界观的瑜伽生理学，而且全部操作都嵌在灌顶、戒律、上师与见地的框架之内。假想的神经技术等于把这套操作从框架里剥离出来，只保留干预本身。它是否还是同一条道，或者说，框架究竟是保护性的外壳还是构成性的部分，本书在此不作结论，留给读者，也留给第二卷的密法篇。

六、青年佛教与战时佛教：世俗社会的两个现场

疫情后的佛教并没有处处退潮。两个此前不受注意的现场，从相反方向显示了佛教在世俗社会中的新位置。

韩国的青年佛教现象。2020年代中期，韩国佛教在年轻世代中出现了显著的热度回升。标志性的场景包括：首尔国际佛教博览会从行业展会转型为青年文化事件，2024年一届的参观者逾八成是二三十岁的人；喜剧演员出身的DJ以"NewJeansNim"的艺名（拼合偶像团体名与"僧人"的敬称）在佛教活动上表演电子音乐法会，成为现象级人物；曹溪宗在寺院举办面向青年的联谊活动，2024年8月洛山寺一场报名者逾一千五百人；寺院寄宿（templestay）项目亦在其列。这一波热度的特点是低承诺、高美学：参与者消费的是佛教的空间、仪式感与"疗愈"氛围。13

如何评价这个现象，取决于评价者的框架。从传统立场看，这是佛教被降格为生活方式商品；从宗教社会学看，在东亚宗教整体老龄化、日本寺院加速关闭的背景下，任何形式的年轻化都是罕见的反向信号。值得记录的还有它引起的跨国摩擦：NewJeansNim在马来西亚的演出因当地佛教团体抗议而取消，同一表演在韩国是曹溪宗主办的佛教博览会上的亮点，在马来西亚却被当地佛教团体斥为冒犯佛法，显示"佛教的边界在哪里"在不同佛教社会有实质不同的答案。

俄乌战争中的佛教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佛教以一种此前罕见的方式进入欧洲战争叙事。俄罗斯的佛教人口集中于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三个共和国。据独立统计，按每万名适龄男子计的阵亡数，图瓦、布里亚特两个共和国居全俄前两位，与莫斯科、圣彼得堡相比显著不均；但这是共和国口径，不是族群口径：同一统计指出，损失高的地区未必是其主体民族损失最重（布里亚特的青年男子约六成是俄罗斯族），地区差距更多随贫困而来。卡尔梅克的最高喇嘛特洛仁波切（Telo Tulku Rinpoche）2022年秋出走蒙古，同年十月公开谴责战争，是俄罗斯第一位这样做的宗教领袖；2023年1月被俄当局列为"外国代理人"，随即辞去教职；而俄罗斯佛教传统僧伽的部分领导层则选择支持国家立场。14

这个案例的意义超出俄罗斯：它是"民族身份与普世价值"张力（上一章第九节）的欧洲版本，且以罕见的清晰度呈现了两种选择的代价。一位佛教领袖因拒绝为战争祝祷而流亡，与缅甸为军政权祝祷的僧侣（本章第二节）构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端：当国家要求宗教背书暴力时，僧伽的回答没有中间地带。

七、僧伽与国家：抗议广场与外交舞台

同一时期，佛教与国家的关系还在另外两个方向上重新排列。

斯里兰卡：从民族主义到抗议广场。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崩溃，引发了要求总统下台的全国性抗议运动（Aragalaya）。值得史家注意的是僧侣的位置：十年前以佛教民族主义组织（BBS等，见上一章第六节）的形象出现的僧伽，这一次有僧侣公开支持抗议，与天主教、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一同走上街头，几位最有影响力的高僧并联名吁请总统另立临时政府，要政府下台。这不意味着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的终结（民族主义僧侣网络依然存在），但它显示僧伽的政治能量并不必然流向排外方向：在国家治理失败面前，同一套"僧伽代表民间良知"的传统剧目可以为完全不同的政治方向服务。15

佛教遗产的外交化。同一时期，佛教在国家层面被日益明确地当作外交资产使用。印度的动作最为系统：2021年启用直达拘尸那罗的国际机场（面向佛教朝圣航线），2023年在新德里主办全球佛教峰会，2024年将佛陀及其二弟子舍利弗、目犍连的舍利借展泰国二十六日，据印度文化部发布，瞻礼者超过四百万人；联合国大会2024年12月未经表决通过决议，将12月21日设为"世界禅修日"（World Meditation Day）。中国、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也各自经营类似的佛教国际平台。16

对本书的读者，这个动向的分析框架是现成的：这是佛教象征资源被国家收编的最新形态，与古代的阿育王叙事、斯里兰卡编年史的政教捆绑（9.1）在结构上一脉相承。新的只是竞争的单位：过去是部派与王权互相加持，现在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场域争夺"佛陀遗产继承者"的位置。舍利外交、圣地基建、峰会主办权，都是这场竞争的筹码。佛教哲学在其中的位置耐人寻味：几乎完全缺席。

八、学术风向：现代主义批判之后

最后记录学术层面的一个转变。12.1和12.3已经说明，"佛教现代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在2000年代确立：麦克马汉等学者揭示，现代人接触的"佛教"是经过去神话化、心理学化、科学化重构的产物。到2020年代，这个批判本身已成学界常识，讨论进入了"批判之后怎么办"的阶段，有三本书可以作为坐标。17

汤普森（Evan Thompson）的《我为何不是佛教徒》（2020）从一个长期参与佛教与科学对话的哲学家的位置，批评"佛教例外论"：即认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科学"的流行观念。他的论证是，这种观念既误解了科学，也削弱了佛教作为宗教传统的完整性；一个自然化的、剥除了宗教维度的佛教，很可能两头落空。这本书引发的争论，把"世俗佛教"问题（12.1）从社群层面提升到了哲学层面。

麦克马汉本人的《重思禅修》（2023）代表了批判框架的自我推进：禅修从来不在文化真空中发生，它的效果部分地由修行者带入的世界观、伦理框架与社会语境构成。这个论点针对的是"禅修是普世心理技术"的假设，但它同时暗示，脱离语境批评脱离语境的禅修，同样没有出路；问题变成如何有意识地重建语境。

加菲尔德（Jay Garfield）的《失去自我》（2022）则显示了另一个方向：佛教哲学作为哲学（不作宗教研究的对象）进入主流讨论。无我论证被作为对当代心灵哲学与伦理学的实质贡献来陈述和辩护。这类著作的增多，标志着跨文化哲学在英语学界从边缘倡议变成了常规操作。

这三个方向合起来看，学术界对佛教的处理正在越过"揭露建构"的阶段：建构性已是共识，真正的分歧转移到了规范问题上，即在承认一切传承与重构都有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哪一种重构值得辩护。这恰好也是本书第二卷要正面处理的问题。

疫情后的佛教世界，用一句话概括：所有旧的判准问题（谁算证悟、谁算法师、谁算佛教徒、什么算修行）都还在，但每一个都增加了新的应力来源，从算法、药物、战争到国家外交。下一章转向其中积累最深的一条线索：佛教与女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 Silent Sangha? Buddhist Monks in Post-coup Myanmar. Asia Report No. 330. Brussels: ICG, 2023.（政变后僧伽三向分化的最系统调查）；另参 Iselin Frydenlund and Phyo Wai. "Revolution or Order? Buddhist Responses to the 2021 Military Coup in Myanm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4, no. 5 (2024): 801–823.（"革命派"僧侣与"秩序派"僧侣的意识形态分析。该文所论正是"僧伽保持沉默并大体支持军方"这一流行说法的复杂化：其摘要即把该说标为"it is often claimed"，而全篇要考察的是佛教如何同时为军方的行动提供辩护、又为反抗提供资源） ↩

  2. 2022年不丹首次传戒，见 Haley Barker, "Buddhist leader in Bhutan fully ordains 144 women, resuming ancient tradition," Religion News Service, 21 June 2022：6 月 21 日杰堪布于 Ramthangkha 寺 "began ordaining a group of 144 women"；Buddhistdoor View, "New Theravada Bhikkhuni Ordinations a Cause for Joy," Buddhistdoor Global, 17 December 2022则作 "142 women, from 13 nunneries in Bhutan as well as nuns not affiliated with Bhutanese nunneries, took full ordination"。前者是开授当日之数，后者是事后所记受具之数，正文故作"一百四十余位"。传戒地点帕罗，据下引 Lewis 一文 "the landmark first ordination ceremony held in Paro in 2022"。2025年第二次传戒，见 Craig Lewis, "His Holiness the Je Khenpo Ordains 265 Buddhist Nuns from 14 Countries During Bhutan's Global Peace Prayer Festival," Buddhistdoor Global, 24 November 2025：11 月 15 至 19 日于廷布郊外 Tshalumaphey 的不丹尼众基金会培训中心，受戒 265 人，其中不丹 137 人，另 128 人来自 13 个国家。背景研究参 Bhikkhu Anālayo. Bhikkhunī Ordination from Ancient India to Contemporary Sri Lanka. New Taipei City: Āgama Research Group,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2018. ↩

  3. 本段所据的四件网页存档，逐项列出如下。斯里兰卡本土戒师世代：Dipen Barua. "First International Theravada Bhikkhuni Ordination in Bangladesh." Buddhistdoor Global, 13 January 2023。该文记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孟加拉六人受具，戒师由斯里兰卡三位资深比丘尼担任，分任 bhikkhunī pavattinī-upajjhāya（戒和尚）與 bhikkhunī kammavācācārinī（羯磨阿阇黎），其中一位"was among the first three Sri Lankan bhikkhunis formally appointed as bhikkhuni preceptors in 1998"。斯里兰卡不但不再依赖外援，且已向外授戒。规模一项见 Craig Lewis. "Landmark Supreme Court Ruling Affirms Equal Rights for Buddhist Bhikkhunis in Sri Lanka." Buddhistdoor Global, 18 June 2025，记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最高法院判决，并称"Today there are in excess of 4,000 bhikkhunis in Sri Lanka"。柬埔寨僧团成形：Raymond Lam. "Ongoing progress in the full monastic ordination of women: Theravada." Tea House（Buddhistdoor Global）, 6 May 2024。该文记"the Cambodian Theravada Bhikkhuni Sangha came into existence in 2023, when the fourth Khmer bhikkhuni received higher ordination in Germany"，四人其后在美国 Dhammadharini 首次共同结夏自恣。"大长老尼的十年"一语亦出此文，且须注明说者：原文作"In Sri Lanka,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US, we are seeing, according to Ven. Tathaloka Theri, 'the decade of the Mahatheris,' bhikkhuni communities led by senior Theravada bhikkhuni teachers and preceptors."塔塔洛卡长老尼本人是上座部比丘尼，非学界研究者，此语系其观察而非学术判语，正文已照改。泰国一项本注担不起：上引诸件只记泰国比丘尼多赴斯里兰卡受戒、返国后向新府扩散，二〇一四年南部一次公开受戒曾招来法律追究，未给人数；另有 Alliance for Bhikkhunis 的全球比丘尼道场名录可见分布而不足以计口。正文"数百人"一语暂无可存档之来源，俟补。起点：正文取一九九八年菩提迦耶传戒为斯里兰卡比丘尼复兴之始，与 9.5 同，据 Bhikkhu Anālayo. "The Legality of Bhikkhunī Ordination."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20 (2013) 摘要所称 "the revival of the Theravāda bhikkhunī ordination that has had the 1998 Bodhgayā ordinations as its starting point"；此前另有一次，Haley Barker, "Buddhist leader in Bhutan fully ordains 144 women, resuming ancient tradition," Religion News Service, 21 June 2022记 "In 1996, a group of Sri Lankan nuns was ordained with help from Korean bhikshunis of the Mahayana lineage"。学术背景见上一章及9.5所引 Anālayo 與 Salgado 等研究。数字与机构承认状态变动较快，本书仅记录趋势。 ↩

  4. Dharmamitra（MITRA）项目见 dharmamitra.org，其人员页称该项目为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sadra Foundation, Tohoku University's Center for Integrated Japanese Studies, and UC Berkeley's AI Research Lab"，Sebastian Nehrdich 为共同创办人与主持人，Kurt Keutzer 为共同创办人。技术报告见 Sebastian Nehrdich and Kurt Keutzer, "MITRA: A Large-Scale Parallel Corpus and Multilingual Pretrained Language Model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Retrieval for Pāli, Sanskrit, Buddhist Chinese, and Tibetan," arXiv:2601.06400 (2026)：报告称其机器翻译模型将这几种语言译成英语，表现优于其他开放模型，并公开平行语料、模型权重与语义相似度评测集；前期工作见 Nehrdich, "SansTib: A Sanskrit-Tibetan Parallel Corpus and Bilingual Sentence Embedding Model," LREC 2022, pp. 6728–6734，与 Nehrdich 等, "MITRA-zh: An Efficient, Open Machine Translation Solution for Buddhist Chinese," NLP4DH 2023。与藏传翻译界的合作另见 Tsadra Foundation, "AI Tools for Tibetan Buddhist Translation" 项目页。SuttaCentral 一语见其授权页："We politely request that our content not be scraped or used in any way for the creation of datasets for generative AI or similar"，页脚作 "By humans, for humans"。正文所述是两家对 AI 的态度之别。 ↩

  5. 京都大学BuddhaBot项目（熊谷诚慈团队，2021年起）及其在不丹僧伽系统的试用，今有三路可核。其一，京都大学新闻稿〈Launch of BuddhaBot (Buddhist Dialogue AI) for Buddhist Communities Overseas Use: Kyoto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project with the Central Monastic Body of the Kingdom of Bhutan〉（2025年2月3日）：英文版 BuddhaBot-Plus 系应不丹中央僧伽机构之请而作，先与该机构订安全协议而后开放，不丹为日本以外首个试点。其二，试用规模三报道皆作二百：The Straits Times〈Bhutanese monks, nuns to test BuddhaBot AI tool〉作"Some 200 monks will test the AI on a trial basis, and the full roll-out is expected by 2027"；trendwatching 一报作"will be rolled out in a pilot to 200 monastic individuals"，并记初期试用为期六个月；Buddhistdoor Tea House〈BuddhaBot: The New AI from Kyoto University and Bhutan's Central Monastic Body〉作"In the next three years, up to 200 monks across the country"。其三，Norbu AI 见其白皮书（NORBU White Paper，自记网址 norbu-ai.org）与 Tea House〈Buddhist AI NORBU launched and showcased in Sarnath〉：创办者 Lim Kooi Fong，马来西亚人，《Buddhist Channel》编者，2025年于鹿野苑 Ashadha Purnima 期间发布展示。BuddhaRoid 及此前诸产品的年月，据京都大学新闻稿《仏教AIヒューマノイドロボット"ブッダロイド"の開発》（京都大学人と社会の未来研究院熊谷诚慈研究室与株式会社テラバース、株式会社XNOVA共同发布，2026年2月24日；副题作"身体性を獲得した仏教AIと対面での触れ合いを実現"）：2021年3月ブッダボット、2022年9月テラ・プラットフォームAR ver1.0、2023年7月ブッダボットプラス、2023年9月親鸞ボット与世親菩薩ボット、2025年12月プロテスタント教理問答ボット、2026年2月ブッダロイド（机身为 Unitree Robotics 的 Unitree G1）。口头发表为 Seiji Kumagai,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AI/Robotics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of Zurich–Kyoto University Symposium 2026, Zurich, February 5, 2026。稿中所列用途与伦理难题，俱见该稿第四节。 ↩

  6. 语言比例一侧本书未有可复按的出处，故正文只作定性陈述，不给比例：各家模型的完整训练语料多不公开，而 mC4 语料的语言分布（Xue et al., "mT5: A Massively Multilingual Pre-trained Text-to-Text Transformer," NAACL-HLT 2021: 483–498，语言分布见其 Table 6，书内 494 页，题作 Statistics of the mC4 corpus, totaling 6.6B pages and 6.3T tokens，其 mT5 一栏即各语在训练数据中所占的百分比）与现行评测的西方中心性（Singh et al., "Global MMLU: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iases in Multilingual Evaluation," ACL 2025: 18761–18799）两项，此二本可据以补出比例；英语世界佛教可见度的偏斜一层，则有历史性的证据：Jan Nattier. "Buddhism Comes to Main Street." The Wilson Quarterly 21, no. 2 (Spring 1997): 72–80。该文把美国佛教分为 Ethnic、Evangelical、Elite 三支，逐一举出禅、藏传与内观（"drawn primarily from Southeast Asia"）诸系，末段并断：“it is the Buddhists we hear the most about in the American media—the Elite Buddhists—who have so far attracted the least diverse membership”。（台大数位典藏本著录作 72–81，与手边印本不合，宜从印本。） ↩

  7. 佛教现代主义之为一种近现代特定的重述，主引 David L. McMahan. The Making of Buddhist Moder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第二章"The Spectrum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sm"（书内 27 页起）立detraditionalization、demythologization、psychologization 三目；第四章"Modernity and the Discourse of Scientific Buddhism"（书内 89 页起）论科学佛教；第七章"Meditation and Modernity"（书内 183 页起）论禅修在科学、心理学与现代个人主义中的重构。禅修被表述为私人宗教经验这一框架本身的形成史，见 Robert H. Sharf. "Buddhist Modernism and the Rhetoric of Meditative Experience." Numen 42, no. 3 (1995): 228–283，其提要断“the privileging of experience may well be traced to certain twentieth-century Asian reform movements, notably those that urge a ‘return’ to zazen or vipassana meditation”，又谓此类论述“turns out to function ideologically and performatively—wielded more often than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legiti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佛教、禅修与世俗化三者相互塑造一层，见 David L. McMahan. "Buddhism and Global Secularisms."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18 (2017): 112–128（按：该文题名原刊首页作 Buddhism and Global Secularisms，不作 Buddhism, Meditation, and Global Secularisms；开放取用本无版心页码，故只标篇不标页）。正念如何被去宗教化、去宇宙论化而进入美国主流，另见 Jeff Wilson. Mindful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 2 "Mystifying Mindfulness"。 ↩

  8. AI在佛教内容呈现上的偏向，目前尚无专门的学术研究，本节分析基于对大型语言模型技术结构（训练数据分布、RLHF微调机制）和英语佛教网络内容生态的综合观察。关于RLHF的技术机制，参 Christiano et al.,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Preference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30 (NIPS 2017): 4299–4307（该会议 2018 年方改称 NeurIPS）；关于训练数据偏向如何影响知识表示，参 Bender et al., "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Can Language Models Be Too Big?" FAccT ’21: 610–623。关于AI作为"确认偏见放大器"的更广泛讨论，参 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虽然针对的是搜索算法，其结构性论证同样适用于对话式AI）。 ↩

  9. 不良反应测量研究：Willoughby B. Britton et al. "Defining and Measuring Meditation-Related Adverse Effects in Mindfulness-Based Programs."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9, no. 6 (2021): 1185–1204. 校园正念的整群随机试验（MYRIAD项目）：Willem Kuyken et al.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Universal School-based Mindfulness Training Compared with Normal School Provision in Reducing Risk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Promoting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Evidence-Based Mental Health 25 (2022): 99–109. 禅修相关困难的类型学见 Lindahl et al. 2017（12.4所引文献的先行研究）。Cheetah House 见其"About Our Team"页：自述为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宗旨是 "to provide support to those experiencing meditation-related difficulties"，团队首列布里顿。 ↩

  10. 迷幻药与美国佛教的历史与争论，见 Douglas Osto. Altered States: Buddhism and Psychedelic Spirit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该书章目与本段的分支逐条相应，可分别按页取。（一）六十年代为入口：第四章〈Opening the Door: Psychedelics as a Gateway to Buddhist Practice〉書 79 起；作者以“开门”为第四至六章的结构，書 80 自道其分工。（二）整合进修行：第六章〈Keeping the Door Open: Psychedelics as an Adjunct to Buddhist Practice〉書 139 起；同章记其调查中 61.3% 的答者称用药出于精神或宗教目的。（三）第五戒一路的反对：第五章〈Closing the Door: The Fifth Precept and Graduating from Psychedelics〉書 121 起；其最明白的表述在第七章書 179，引 Geoffrey Redmond 评《Zig Zag Zen》（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2004）：“Psychedelics impair awareness, as do most other mind-altering substances, and would seem to be exactly the sort of substances specified by the term ‘intoxicant’ [in the Buddhist fifth precept].”（四）正反两造该书都指名：正方为 Myron J. Stolaroff, “Are Psychedelics Useful in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99)，系回应《Tricycle》的迷幻药专号；反方即上引 Redmond。见第七章〈Two Views on Buddhism and Psychedelics〉書 176 起。（五）技术性顾虑一层，本书分三步写，三步的分量不同，须分别看。①聪尼（Lama Tsony）的快车道之喻，见该书第五章書 133，原文作“You think you’ll take the HOV lane and you are getting there faster, but actually you are just going nowhere. And then you will have to back up and start again.”；奥斯托于该章注一自释其义为“to criticize the idea that someone could use psychedelics to accelerate their progress on the Buddhist path”。聪尼是藏传传承内的具名老师，此语出自奥斯托对他的访谈。②Sharf 的结构性论证，见 Robert H. Sharf. “Buddhist Modernism and the Rhetoric of Meditative Experience.” Numen 42, no. 3 (1995): 228–283：其提要断“the privileging of experience may well be traced to certain twentieth-century Asian reform movements”，又谓道次第话语“turns out to function ideologically and performatively”而非以禅修状态为其所指。须记两处分寸：Sharf 的靶子是现代佛教对“经验”的抬举，不是迷幻药，本书取的是其结构而非其结论；且该文刊于一九九五年，与本段所述的二〇二〇年代之争无直接关系。③“状态／位阶”这对术语与“范畴错误”之判，是本书的推论，两处出处皆不担：Osto 通检 stream-entry 零、path and fruit 零、irreversib- 零、attainment 仅一见；Sharf 该文亦不用此二词。正文已按“史与论分开”的体例标明这一步系本书所加。（六）两处该书之限须记。其二，该书的调查结论比正文更曲折：書 121 记答者“rarely stated that they gave up substance use because of an explicit precept or rule, such as the Buddhist fifth precept”，戒断的常见理由是理性的选择而非戒条。即第五戒是标准的教理反对，却不是个人戒断的常见动因；两者所问不同（一问争论中的立场，一问个人的动因），不相矛盾，读时宜分开。（七）二〇二〇年代的形态与二〇二四年的监管进程，另据下列诸件，皆二〇二六年九月十日。①瓦沙姆其人：Spirit Rock 教师页记其为东湾禅修中心创办教师之一、Spirit Rock 教师会成员、受 Jack Kornfield 训练、自一九九九年起研习上座部与藏传；Colin H. Simonds. “Intersections with Indigeneity in Psychedelic Buddhism.” 收《Psychedelic Intersections》（哈佛神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2024 年会议文集，2025；開放取用，）書 50 记其二〇一四年“spent a full year… apprenticing with Shipibo healers in Peru”，二〇一五年创办 Lotus Vine Journeys，“a syncretic retreat space where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ayahuasca ceremonies are practiced as complementary modalities”。②“加快疗愈”一语出其受访：Buddhist Practice, Plant Medicine, and Healing，Insight Journal 48 (2022): 85–92：“It can help us rapidly accelerate the healing process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study and practice.”③“恰是麻醉品的反面”出同一访谈，Simonds 書 53 引作“I realized right away that this was a powerful medicine, the exact opposite of an intoxicant; for me there is no tension between plant medicine and the fifth precept.”一处不合待核：静修地点，Simonds 書 50 作哥斯达黎加，Spirit Rock 教师页作南美，Lotus Vine Journeys 官网存档作秘鲁；三说不一，故正文只记其创办与合办之实，不指地。（八）二〇二四年的监管进程据申办方公告：Lykos Therapeutics Announces 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for Midomafetamine Capsules for PTSD：FDA “determined that it could not be approved based on data submitted to date”，并“requested that Lykos conduct an additional Phase 3 trial”；所涉问题“echo those raised during the FDA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on June 4, 2024”。故本书原作“否决……申请”一语已改：完整回复函所拒的是现有数据下的批准，并要求补做一期三期试验，是程序与证据上的挫折，不是对疗效的否定。须记两处分寸：其一，此件是申办方自己的公告，其对咨询委员会程序的评断（称各方对会议的结构与进行有疑虑）系一造之言，非中立记录；其二，FDA 的完整回复函原件本书未据该来源复核，本注所据为公告所述。检此本必先归一。（九）第二条轴：与原住民社群的关系。Simonds 前引文（书 49–53）摘要谓这一代迷幻佛教"present a novel, syncretic tradition that reconciles the truth claims and practices of Buddhism, Indigenous plant medicine, and the psychedelic underground"，教师们与原住民性的关系"unprecedented and complicated"（书 49）。照他说，新的不止公开化，正文据此改作"新的不只是问题的公开化"。其尺度取自 Yuria Celidwen et al., "Ethical Principles of Traditional Indigenous Medicine to Guide Western Psychedel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Americas 18 (2022): 100410（据 Simonds 书 50 注三所引）。据以分判两人：克劳利劝"all Buddhists take at least one psychedelic trip in their life to check in with their tathāgatagarbha"，Simonds 断其"decontextualizes and instrumentalizes; he extracts plant medicines towards exclusively Buddhist ends"（书 51），并判其《Secret Drugs of Buddhism》为 eisegesis，惟亦许其守藏传密法之规（同页）；瓦沙姆则"meets the majority of criteria for an ethical, reconciliatory approach to psychedelic use, as outlined by Celidwen and her colleagues"（书 52），且"attends to potential conflicts with the Indigenous roots of psychedelics"（书 53）。须记分寸：这是 Simonds 一家之评，其判准取自原住民学者一方所立的原则；本书照录其分判，不另作判断。 ↩

  11. 以聚焦超声等神经调控手段调制禅修相关脑网络的探索，见 Brian Lord, Joseph L. Sanguinetti, et al. "Transcranial focused ultrasound to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modulates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 fMRI pilot study."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8 (2024), art. 1392199（亚利桑那大学SEMA实验室；禅修老师Shinzen Young为该文共同作者之一）。该文自陈所报为正念状态提高、活力下降、自我感与时间感的暂时改变，明言不伴随感官扭曲或幻觉，未主张诱发禅那，结论比早先报道更谨慎。商业领域亦有以神经反馈辅助禅那训练的尝试。此类工作均处早期阶段，本节仅将其作为思想实验的现实注脚，不作为其可行性的证据。 ↩

  12. 意识"难问题"之名與其與"易问题"之分，出 David J. Chalmers. 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导论〈Taking Consciousness Seriously〉："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easy'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How does the brain process environmental stimulation? … to answer them is not to solve the hard problem: Why is all this processing accompanied by an experienced inner life?"（所据为电子书本，无版心页码；据该书索引，Hard problem 一条系于书内 xii、xiii 页）。该现象的经典描述则见 Thomas Nagel.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 no. 4 (1974): 435–450，惟 Nagel 未用"难问题"之名，其自立之名为 the subjective character of experience（所据为教科书重排本，原刊页码不通用）。否认难问题为真问题的一路，见 Keith Frankish, "Illusionism as a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3, nos. 11–12 (2016): 11–39，其第四节径言 "Illusionism replaces the hard problem with the illusion problem, the problem of explaining how the illusion of phenomenality arises and why it is so powerful"；此路之先声则为 Daniel C. Dennett, "Quining Qualia," in A. Marcel and E. Bisiach (eds.),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年代须分清：Dennett 此文出于一九八八年，早于 Chalmers 立"难问题"之名七年，全文不用此语（hard problem 零命中），其所否认者是感质（qualia）之实在性；要以"难问题"之名说这一路，当引 Frankish 一文。佛教意识论與这场争论之交汇，见 Evan Thompson, Waking, Dreaming, Being: Self and Consciousness in Neuroscience, Meditatio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书内 8 页引 Chalmers 之经典表述 "there may still remain a further unanswered question: Why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functions accompanied by experience?"；书内 97 页论科学方法之界，谓 "the scientific method gives us no direct and independent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itself"，并引 Chalmers 语 "we have no consciousness meter"，下接以计量之器所记者必是公共可观之性质。一处限须写明：该书正文不用 hard problem 四字（全书八见俱在注释與书目，皆他人篇题），故其所论当述为引 Chalmers 而论科学方法之界，不可径说其正文论难问题如何。Thompson 论自证（reflexive awareness, svasaṃvedana）與记忆者另见其 "Self-No-Self? Memory and Reflexive Awareness"，收入 Mark Siderits, Evan Thompson and Dan Zahavi (eds.), Self, No Self? Perspectives from Analytical, Phenomenological, and Indian Trad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书内 157–175 页；两处所论不同，不相代。 ↩

  13. 韩国青年佛教现象，据 Pyo Kyung-min, "Spirituality gets trendy: Why Korea's younger generation vibes with Buddhism," The Korea Times, 9 April 2025：该文记 NewJeansNim 其人与 2025 年首尔国际佛教博览会，并记曹溪宗 "I'm Jeol-lo" 寺院联谊 2024 年 4 月传灯寺一场 20 个名额报名逾 300 人、同年 8 月洛山寺一场 "attracted more than 1,500 applicants"。博览会参观者年龄一项，据 Kim Ju-yeon, "Temple dating, dance parties, and MBTI: Buddhism gets a Gen Z makeover," Korea JoongAng Daily, 10 May 2024：2024 年第十二届博览会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fair's visitors were in their 20s or 30s"，NewJeansNim 的舞会为该届亮点；同文亦记曹溪宗寺院联谊与 templestay。马来西亚演出争议，据 Free Malaysia Today 2024 年 5 月 8 日（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谓其演出 "harmed and disrespected" 佛教的生活方式）、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4 年 5 月 9 日（议员魏家祥吁禁其再演）、Korea JoongAng Daily 2024 年 5 月 10 日（5 月 21 日一场因当地佛教界批评其 "going against the teachings and values of Buddhism" 而取消）、CNA Lifestyle 2024 年 5 月 16 日（余下演出俱取消）诸篇。正文原有的寺院寄宿满员率一语无可存档的统计来源，已删。 ↩

  14. 特洛仁波切（Telo Tulku Rinpoche，本名 Erdni-Basan Ombadykov）诸事，据 RFE/RL's Russian Service, "Self-Exiled Buddhist Leader Of Russia's Kalmykia Resigns Over 'Foreign Agent' Label," 30 January 2023：2022 年秋出走蒙古，同年十月初成为俄联邦首位谴责入侵的宗教领袖；2023 年 1 月 27 日被俄司法部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两日后声明辞去卡尔梅克佛教首领沙津喇嘛（Shajin-Lama）之职。阵亡分布一项，据 Olga Ivshina, "Ukraine war: Tuva and Buryatia pay the highest price, but latest BBC Russian casualty figures show poverty not ethnicity the key factor," BBC News Russian（英文 Substack），页署 2023 年 11 月 30 日，系 BBC 俄语部与 Mediazona 联合阵亡统计之当期结果：以每万名 16 至 61 岁男子计，图瓦 48.6、布里亚特 36.7 居首，圣彼得堡 2.5、莫斯科 1；该文并指出 "a region sustaining high losse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titular ethnic group in that area is hit hardest"，布里亚特青年男子约六成为俄罗斯族。该项目按期更新，所引为此期数字；该文未及卡尔梅克。 ↩

  15. 2022年斯里兰卡抗议运动（Aragalaya）中僧侣的角色，见 Al Jazeera, "'Failed state': Sri Lanka's Buddhist leaders want gov't to resign," 25 April 2022；Nick Marsh, "Sri Lanka: The divisions behind the country's united protests," BBC News, 3 May 2022；Haley Barker, "In Sri Lanka, Buddhist monks' involvement in protests raises familiar questions," Religion News Service, 4 August 2022；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Social Indicator.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Aragalaya. May 2023。与BBS时期的对照见上一章第六节所引文献。诸件所载：高僧 Medagama Dhammananda 于康提对记者说国家"fast becoming a failed state"，并称他与诸位佛教领袖已联名吁请总统另立临时政府，报道据此称该国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僧人已加入要求政府下台的行列（Al Jazeera）；一列僧侣在总统秘书处外游行，其后是天主教修女的队伍（BBC）；与拉贾帕克萨有旧的强硬派政治僧人也与较年轻、较进步的僧人一同加入抗议，另有与其结盟的僧人被抗议者斥退，人类学者 Nalika Gajaweera 谓民众斥僧人为"tools of the state"（RNS）；调查报告称"Buddhist monks and Catholic and Islamic priests played a very active role in the protests"，并记大学比丘联合会召集人 Galwewa Sridhamma Thera 因参与抗议被捕。须照实注明本注的限度：四件皆无僧侣参与的人数，该调查的抽样且显示，按比例计到过加勒菲斯抗议营地者，天主教徒与穆斯林多于佛教徒；Al Jazeera 一篇未称玛哈那耶克（Mahānāyaka），亦未载联名函原文。 ↩

  16. 拘尸那罗国际机场，见印度民航部新闻稿（PIB，2021 年 10 月 18 日），谓总理于 10 月 20 日启用，以便利各国佛教朝圣者；全球佛教峰会，见印度总理府 2023 年 4 月 18 日发布，峰会 4 月 20 至 21 日在德里 Ashok 酒店举行，由文化部与国际佛教联合会合办；佛舍利借展泰国，见印度文化部新闻稿（PIB）2024 年 2 月 20 日（2 月 22 日起展二十六日）与 3 月 19 日，后者副题作 "Over Four Million Devotees paid obeisance to the Sacred Relics in Thailand"。联合国"世界禅修日"决议为 A/RES/79/137，2024 年 12 月 6 日大会第 48 次全体会议未经表决通过（草案 A/79/L.27）；决议正文不列提案国，正文原有"提案国名单以佛教相关国家为主"半句因此删去。佛教外交的分析框架，参近年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佛教软实力"的讨论，本书未据该来源复核具体研究。 ↩

  17. Evan Thompson. Why I Am Not a Buddhi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佛教例外论"批评）；David L. McMahan. Rethinking Meditation: Buddhist Meditative Practic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禅修的语境构成论）；Jay L. Garfield. Losing Ourselves: Learning to Live without a Self.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无我论证作为当代哲学立场） ↩